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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三章: 河套之战(八十八)

“有一点你要记住,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你必须仔细观察,老百姓最喜欢上哪里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我们建造这个先贤祠,最主要的就是以老百姓为主,不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少数高贵人群的。

在先贤祠里,老百姓可以敞开心扉的玩,还能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功绩,我们的文化根源。

这里面不准任何犯罪事件的发生,不管是谁犯了这一条,杀无赦。

久而久之,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俗成的规定,任何人进入先贤祠,包括我。

在这里面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吃喝游玩,祭奠我们的祖先,缅怀我们的文化。

净化我们的心灵,这里面没有身份。

在这里他们可以放空身心,做回自己。

最后一阁留给慈济院,这个慈济院主要是收留那些鳏、寡、孤、独、残、病的人。

祠里面显眼的地方都设有捐款箱,每个捐款箱打开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财。

然后张榜公示,这些钱财主要用来维护先贤祠和慈济院用,当然,政府每年也要拨款。

而且所用的钱财一分一厘都要张榜公布出来,每个月会有审核人员审核钱财的运用。

维护人员全是志愿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辈子也行。

先贤祠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政府只负责管理。”

“如果罪犯躲进去了怎么办?”

“祠里又不是不能抓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发生。

但边做边改嘛,最后一定会形成俗成规定的。

当然,我希望它成为华夏民族每个人的心灵的港湾。

不管是大奸大恶,普通人、小偷、骗子、杀人犯、豪商、官员。

想到先贤祠,每个人心中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其他,这就够了。”

陈远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来,放下茶杯,对大家招了招手,笑着说道:“这鬼天气太热了。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都说说。”

“大帅,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钱建这个先贤祠呢?建一个凌烟阁不就得了。”

杨晓华边喝茶水,边问道。

陈远宏看着眼前100多个心腹,趁着这个时间,正好给大家讲一讲后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从我们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被打急眼的中国精英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隐患。

“咱们现在所遵守的社会准则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

村镇一级的主要靠宗族的统治,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

但是我以后要实行的制度,会打破宗族的统治,因为它的弊端太大。

那么粉碎了宗族的统治,基层又没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摧残。

我们在文化上就会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么宗教就会卷土重来,各种残渣会泛起。

怎么办?咱们先来讲一讲宗族。

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

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

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组织。

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地下教会,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

这其中尤以.0版本的绿教为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

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或者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

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

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

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民族矛盾并不会凸显。

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就从西海绿教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

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

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

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欧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