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延伯真和刘雨辉双双转业到一机部销售局工作。延伯真在销售局沈阳办事处任科长，刘雨辉则为一般工作人员。
延伯真在科长岗位上干了整整十年。到老，他的性格一直未变，这也许是他未能走上更高台阶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1962年，他退休赋闲。
了解延伯真经历的一些同志纷纷为他叫屈。有的说他二十年代初就是省委主要领导了，一生可谓劳苦功高，最后退休时竟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很不公平。
延伯真说：比起牺牲了的同志，我已经很知足了。
延伯真一生只向组织提过两次要求，一是请求组织恢复自己中*员的身份，二是请求组织批准贺伯珍为革命烈士，让烈士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建国后，地方党史办都在搜集、整理革命历史资料和人物传记，在广饶党史资料里，有很多人的回忆录，对早期革命人物也有详细记载。而有关延伯真的资料，只有他在1948年7月向组织申请恢复党员身份时写的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刘雨辉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
采访中我们得知，延伯真和刘雨辉都没有写过回忆录。广饶县党史办曾经多次给延伯真去函，希望他能写点什么，可延伯真一直都未动笔。
他曾经说：能够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多写写那些革命烈士吧。
这就是延伯真。
1968年，七十一岁的延伯真在沈阳病逝。他的妻子刘雨辉八十五岁时去世。
他们走得都很安然。
延集村第二个传奇人物应该是延安吉。从延安吉与朝鲜最高统帅金日成的合影照中，就可以看出他经历非凡。
延安吉1902年出生，比延伯真小五岁。因家境贫穷，九岁时才进乡私塾，平日里边读书边给地主放牛，所以他倍加珍惜有限的学习时光。
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青州第十中学。不久，他见家中拮据，为了早日养家，中途退学进了济南北园护士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后，父亲撒手人寰，延安吉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同延伯真一样，延安吉思想也非常活跃，对社会种种黑暗和不公愤愤不平。
延安吉入党后，很快发展了延集村的延春熙、延俊章、延安庆等人入党。根据党的章程，延安吉成立了延集村党支部，他出任书记。
这就是我们多次说到的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5年春天，延安吉被党组织派到青岛开展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青岛四方小学教员。当时，青岛只有一个党支部，延安吉就是成员之一，另外还有赵玉章、王元盛、李春荣等人。
到青岛不久，延安吉就参与了暗杀叛徒郭福祥的行动。郭福祥是火车司机，叛变后出卖了共产党员李慰农。
李慰农是中共早期党员，1922年曾与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周恩来、陈延年等十八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李慰农则是总支部成员。1923年冬天，李慰农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初，归国后的李慰农在青岛成立了第一个支部，任支部书记，不久又担任了青岛市委书记。被捕后，很快就被敌人枪杀。
后来延安吉回忆除掉郭福祥的过程：青岛党支部的李春荣有个当土匪的舅舅，一次在从青岛四方到沧口的路上，打死了纺织厂的一个日本经理，抢了许多钱，把钱放到了我的宿舍里，警察赶来时，他已经跑了。后来我们处决叛徒郭福祥，就是向李春荣的舅舅借的枪。由我通知郭福祥到胶州湾岸边芦苇塘里的一条小船上开会，郭福祥一到，就被枪指住。我对这叛徒早就恨之入骨，喊了句“狗叛徒拿命来”，扑上去就抱住了这家伙的腰。郭福祥长得人高马大，身上有把子力气。他见我个子瘦小，想甩掉我，我用双手紧紧抠住他的肚皮，他甩了几次也没甩掉我。其他几个人见状也都扑了上来，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工夫就把叛徒压在了船板上，用准备好的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我说：根据青岛市委的决定，判处你这叛徒的死刑！你那两万块钱的赏钱，就到阎王那里去花吧！我话音刚落，那几个人抬起郭福祥，喊了声“一、二”，就把他扔进了海里。不一会儿工夫，郭福祥就沉下去了。
1926年深秋，组织上派延安吉到黄埔军校学习。山东一共有二十名学员，延安吉被任命为领队。
行前，延伯真给了延安吉二十元钱作路费，还专门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范子遂写了介绍信。
延安吉离开广饶延集村那天，特地到刘集村与刘良才见了一面。刘良才很是高兴，他握着延安吉的手说：太好了！学好本领，以后干起革命来就更有力量了。
延安吉说：当年听你讲《共产党宣言》，我觉得眼前一下子就亮堂了，革命的想法也更坚定了。
1926年初，刘雨辉把《共产党宣言》带到刘集，延伯真提出先给延集村的共产党员读几天，延安吉就是这时候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他曾带着大家学习了几天，可一时很难读懂。不久，延伯真就把这本书还给了刘雨辉。
延安吉听说刘集村的夜校办得好，有天晚上专门跑来取经，恰逢刘良才讲《共产党宣言》，延安吉也坐下来听，越听越有味。这以后，他又多次来听讲。
延安吉晚年回忆说：我读书时间比刘良才要长，可《共产宣言》没他读得好。后来我之所以忠诚于革命事业，是与当年跟着刘良才学习《共产党宣言》分不开的。刘良才是我很好的老师。
延安吉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他们入校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叛变革命，黄埔军校也开始了“大清党”。
延安吉回忆说：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开始“清党”。他们先是集合站队，谁是共产党员谁自己站出来。因为组织事先有指示，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看这招不行，又换了所谓的“公推方法”，说共产党最革命，谁最革命谁就是共产党。我在军校里常给同学们讲《共产党宣言》，这样推来推去，就把我推进了监狱。国民党员郑国洞、黄百韬，越南的黄文欢、武元甲也被推进了监狱。
延安吉被关进监狱不久，腿上就生了个疮疖，疼痛难忍。一个老军医过来看了一眼：小恙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说完扭头走了。
这疮疖由小变大，由软变硬，没多久，延安吉已经疼得不能行走了。过了几日，硬块又变软了，成了一个脓包，延安吉发起烧来。
老军医又来了。他从药箱中拿出碘酒，先在延安吉的脓包上擦了几下，接着抽出手术刀就割，疼得延安吉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还在割。延安吉看了一眼，吸了口冷气：你不割脓包，割我的好肉干什么？那老先生不听，还在颤颤抖抖地割。延安吉从他手中夺过刀来，照着脓包一刀下去，脓水喷涌而出。
延安吉回忆说：我疼得一下子又昏过去了，醒来时，老军医正拿着小瓶给我倒碘酒，这比刀割还疼。我出了一身冷汗，又晕了过去。
当年的监狱生活让延安吉刻骨铭心。病魔接踵而至，不久他又患上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几天下来，整个人都变了样子。难友王华让胖头狱警派医生来，胖头狱警瞪着眼睛吼道：拉肚子算什么？拉不死人的！
第二天监狱放风的时候，王华见延安吉一直没动静，喊了几声也不见响应，就把手指伸到延安吉的鼻孔一试，不禁跳着脚喊了起来：不好啦，死人了，死人了！
大家闻声围了上来，有人摸了摸延安吉的手脚，惊叫道：这都死了多长时间了，手脚都冰凉了。
正乱着，一个大汉走上前来，他蹲下身摸摸延安吉的手腕，从怀里掏出一截管子，拔开盖子，抽出来一根针，在延安吉身上就是一阵扎。不大工夫，延安吉哎呀一声叫了起来。
周围的人大为惊喜，鼓起掌来，对眼前的这个大汉刮目相看，有人叫道：这真是华佗再世！
延安吉醒来后，发现眼前一片漆黑。那大汉也不作声，又是一阵扎。过了一会儿，延安吉慢慢能看清了。
大家见延安吉起死回生，都感叹着慢慢散去。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大汉又过来探视延安吉。两人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都是山东的老乡。
大汉是寿光人，名叫褚燕山，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过课。让延安吉高兴的是，褚燕山竟是寿光张玉山发展的党员。褚燕山握着延安吉的手说：我听张玉山同志说起过你，只知道你在黄埔军校学习，没想竟在这里遇到了你。
广州监狱又美其名曰感化院，监狱长叫何思远。为了感化这些“赤色分子”，何思远派出五十余名“教师”。当时，监狱里的共产党成立了“特委”，特委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反感化”。双方交锋一阵，这些人都无功而返。
有天中午，宪兵队送来了一个犯人，和延安吉他们关在了一起。犯人名叫周强，二十多岁的年纪，白净的脸，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
周强被押进来后，胖头狱警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不好好改造，到时候要了你小子的命！说完瞪了周强一眼，恶狠狠地走了。
周强痛苦地爬起身来，见延安吉在身边，一把握住他的手说：同志，我叫周强，你呢？
延安吉看了周强一眼，扶他坐好，回答道：我叫延安吉。
周强用力晃了晃延安吉的手：我可找到党了！说着就摘下眼镜抹开了眼泪。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握住延安吉的手说：我是从别的监狱转过来的，吃尽了苦头，可还是坚持过来了……同志，我坚持过来了呀，为我高兴吧！共产党员都是硬骨头，这些恶魔岂能打垮我们！
延安吉也用力握了一下周强的手：好样的！
周强迫不及待地问：咱们的特委都有哪几个人？你告诉我，我有重要情况向监狱党组织汇报。还有，特委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了吗？我很久没看到这本书了，快给我看看！
延安吉盯住周强的眼睛问：有什么重要情况？
周强回答道：非常重要的情况，见到他们再说。
延安吉从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丝慌乱，就机警地说：这里哪有什么特委，不要乱说。《共产党宣言》听说是头号禁书，谁还敢看这东西？小心丢了性命！
周强面现失望，点了点头，借故走开了。
延安吉也是监狱特委成员之一，他觉得周强的身份值得怀疑，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把这一情况报给了特委领导林强（化名）。林强说：告诉大家提高警惕，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货色。
周强每次看见工农出身的人就眼泪汪汪，抱怨狱中的党组织抛弃了他，让他这个没娘的孩子像风筝一样在空中飘。
在狱中，延安吉争取了一个叫李五的狱警。巧的是，李五也是广饶人，家中有一门亲戚和延安吉同村。李五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同情共产党。在监狱里，他算是个小头目。
有一天，李五悄悄告诉延安吉：周强就是个叛徒，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延安吉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狱中的每一个党员。
周强被大家彻底孤立，知道自己装不下去了，就露出了真面目，横行霸道起来，对狱警也骂骂咧咧的。
一天中午，特委的一个成员正看一份消息，不小心被周强一把抢去了。周强如获至宝，马上交给了李五。他高兴地说：别看表面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其实这是一份密信，你马上交给上峰。
李五接过看了一眼，挥挥手，不耐烦地说：好，知道了。
李五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延安吉：你们尽快想办法，我先压下来，但明天无论如何得上交了，不然这小子反咬我一口，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延安吉脸色大变：好，你先稳住他，我们马上想办法！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放风的时间就要到了。延安吉抓紧把情况汇报给了特委书记。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除掉叛徒，时间就定在放风的时候。
延安吉找了几个壮汉，其中就有褚燕山。一听延安吉的计划，褚燕山就急了：这样不行，几个人围着他打，目标太大，还容易暴露更多的同志。
延安吉说：事到如今，只能这样。
褚燕山神秘地一笑，说：交给我一个人就行……
他在延安吉耳旁低语了一阵。延安吉听了直点头！
放风时间到了。两万多犯人像潮水似的一下子灌满了整个院子。延安吉带着几十个人，像围猎一样，慢慢把周强圈了起来。
周强正低头骂骂咧咧咧地往前走，被前边的人撞了个趔趄，抬头一看，见个壮汉像堵墙一样挡住了自己的去路，登时就火了：好狗不挡道，你差点把老子撞倒了！
壮汉正是褚燕山，他浓眉耸起，双眼射出两道寒光：小子，留着你也是害人，今天老子就把你送走！
褚燕山没等周强反应过来，双指就戳在了他身上，出手之快，如闪电一般。周强哼都没哼一声，就扑通倒在了地上。
延安吉等人慢慢散开。
人群中一声惊叫：死人了！几个狱警闻讯跑来，发现周强已经气绝身亡。军医赶来察看，全身竟没检出伤来。
原来，这褚燕山是有些武艺的。
延安吉入狱后，他的族侄延瑞祺一直在设法营救。延瑞祺时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后为国民党中将师长，国民党高级法院的院长罗文庄是他的老师。他多次给罗文庄打电话发电报求情，罗文庄碍于情面，最后着人放了延安吉。
延瑞祺不希望这位年轻的族叔再跟着共产党受苦、受罪，搞不好还有性命之忧，就写信让延安吉到中山大学来，并许以重任。劝说延安吉的不仅有延瑞祺，还有他的同乡、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瑶阶。李瑶阶当年投考黄埔军校时，一时拿不出路费，全靠延安吉倾囊相助。后来，李瑶阶知道延安吉在狱中生了疥疮，特派人送来了药品。为了营救延安吉，他也想了不少办法。
延安吉出狱时，李瑶阶特地派副官来邀请其到军中任职。面对着锦绣前程的诱惑，延安吉想都没想，一一谢绝。
他寻找组织心切，出狱没几日就离开了广州。
延安吉没有料到，寻找组织的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
延安吉后来回忆：按照党组织指示，我从广州先到了上海，春节后又去了青岛，但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无奈只得去了天津，但在天津也同样落空了。那时是1931年初春，从我出狱，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在天津待了几日，我又去了北京。看身上的路费还够，我就决定到哈尔滨去，总觉得哈尔滨离苏联近，苏联又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地方，哈尔滨的革命火种肯定是不少的。
后来也有人问延安吉，为什么不直接回家乡寻找党组织？这是因为延安吉当年在家乡已经彻底暴露了身份，他的哥哥延安庆到广州探监时，特地嘱咐弟弟千万不要回老家了：村里有些党员叛变，回去也是飞蛾扑火。到哪里也是一样革命，出了监狱后，远走高飞吧！
延安吉赶到哈尔滨时，身上已无分文。东北的初春，还是天寒地冻，一片肃杀，傍晚寒气更是凛冽，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
延安吉一路从南方来，衣衫单薄，更觉得掉进冰窟窿里一般。
夜晚路上行人已断，延安吉知道，在外面对付一夜的话，第二天可能就永远醒不来了。他四处看看，走进一家小旅店想碰碰运气。店主一听他身上没钱，眼光就落到了他手里的小包上。延安吉明白店主的意思，故意作出一副不舍的样子说：这小包也是值些钱的……我住个几天，就用它抵了房钱吧。
店主拿过包看了看，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房钱解决了，但饭钱还没有着落。那店主说：正好店里有个伙计回家了，你先帮几天工，算是饭钱，等他回来你再想办法。兵荒马乱的，我也帮不了你多少忙。
延安吉在小店里住了几日，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店主人已有些不耐烦，说：我这是小本生意，实在是难以容留了。
延安吉听得脸红耳热，正不知怎么好，旁边有个人凑上前来：你是山东的吧？
延安吉听出他是山东口音，心里一热，急忙说：我是山东的。
那人一把拉住延安吉的手说：我听到山东话，心里就有一团火……你还没吃饭吧？
一听“饭”字，延安吉的肚子咕咕叫得更厉害了，嘴上却说：吃了一点。
这人见延安吉说话有气无力的，拉着他就坐在了旁边的桌前：我比你大，你就喊我刘大哥吧。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遇上老乡就是亲人……你看，这些菜够不够？不够咱们再要。
延安吉见刘大哥穿得也有些褴褛，急忙说：足够了，足够了。
饭后，刘大哥把延安吉送到了一个姓黄的老乡家。黄师傅是个小生意人，平日里替人加工一些小铁床。
刘大哥大咧咧地说：黄师傅，这小延兄弟也是咱们老乡，没处去了，你看他身单力薄，挺可怜的，你收下他吧，多少也能帮上你的忙。
黄师傅看了延安吉一眼，笑道：看他长得这么瘦小，还能干这力气活？
刘大哥哈哈一笑：瘦是瘦了点……可小老乡落难了，咱们能不拉上一把？
黄师傅家就父女俩，女儿十三岁。房子很小，晚上三人就睡在一个炕上。延安吉边给黄师傅帮工，边寻找党组织。
几个月后，上海的朋友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告诉延安吉：苏家屯有一个同志。
延安吉喜出望外，第二天早上就去了苏家屯，整整找了一天，最后才找到，但抬眼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这个同志的家已经被大火烧毁，到处一片狼藉。
延安吉正徘徊失落，一位过路的老大爷打量了他一眼，说：别看了，快走吧！这张大兴是个共产党，前几天刚被一帮子国民党兵杀了，房子也让他们给点了火。这几天，还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来这里转悠呢。
延安吉只得郁郁而归。快到黄师傅家了，远远看到一帮人围在那里，延安吉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
延安吉后来回忆：当时，看到那么多人站在那里，好像还有几个警察，我以为身份暴露了，一时没敢回去。后来我才知道，是黄大哥家被土匪抢了。我安慰了他一番，把身上的工钱给了他一半，就离开了。
延安吉最后决定，回故乡寻找党组织。从离开黄师傅家那天，他就踏上了漫长的回家之路。
延安吉身上的钱只够买到长春的车票。中年出了长春车站，迎面就是漫天的大雪，他已是饥肠辘辘，腿也软了，再走下去就会倒毙在路上。他鼓起勇气走进一家小店，店老板三十多岁，人高马大，见有客人来了，笑容就爬到了脸上。
延安吉低声道：老板，我身上没钱，可还要赶路……能不能给点吃的？
老板眉毛竖了起来：原来是个乞丐！这年头，谁顾得上谁，滚出去！
延安吉受到呵斥，无地自容，一时怔在那里。
一位吃饭的老大爷看不过去，他叹了口气，对老板说：年轻人，不是逼急了，谁也不会张口讨饭的。说着拿起桌上的两个火烧递给了延安吉。
延安吉缓过神来，接过热乎乎的火烧，泪水一下子模糊了视线。
他给老人深深鞠个躬，走出了小吃店。
延安吉冒着大雪，顺着铁路向南走去。向南就是家的方向，就是亲人的地方，也是有党组织的地方。
延安吉出狱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回家路上，有时数十里路都没有人烟，讨不到饭，他只能饿着。开始，他每天坚持走五十公里，可几天后，他的双腿就肿了，脚也冻伤了，走的路越来越少，与其说是走，倒不如说是挪动着。这样一天下来，也走不了多少路。
延安吉离开广州时，曾让朋友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放进行囊。这本书，陪伴他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他后来对战友说：是这本书给了我生存的希望，它支撑着我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延安吉饿得实在不行了，走进了一户人家。男主人正在做饭，房子里大大小小几个孩子，正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食物。男主人抬头看到延安吉，不耐烦地说：前边还有人家，你到别处要吧。我也是个讨饭的，讨一天还填不饱这几个小兔崽子的肚子呢！
延安吉央求道：大哥，你行行好，就留我暖和一夜吧，我实在走不动了，今天风太大，我被风吹得站都要站不稳了。
男主人看他可怜，叹了口气，点点头同意了。
这家人的炕烧得很热，延安吉躺在上面，浑身说不出的舒坦，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男主人已经做好饭，见延安吉醒了，就招呼他起来一起吃。尽管延安吉饥肠辘辘，也只喝了一碗粥。他见那几个孩子喝着碗里的粥，眼睛还盯着锅里的，知道这家人实在艰难，不忍心再去盛第二碗。
继续走下去，他进了一个小镇，刚准备讨口饭吃，就有几个警察围了上来。为首的警察长得又瘦又高，像根麻秆，他盯着延安吉，怀疑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延安吉喘息几声回答：走道的。
麻秆火了，骂道：妈的，你是没吃饭吗？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延安吉苦笑了一下：我是没吃饭，几天都没吃了。
往哪里走？
往南走。
你家在哪里？
在山东。
为什么不坐车？
没有钱。
你行李呢？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麻秆端详了延安吉一阵说：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押起来！
延安吉被押进一间屋子，里面炉火烧得很旺，暖暖的，暖得延安吉不想走了。正享受着短暂的温暖，麻秆上来就搜他的身，最后从他怀里掏出一本书来，麻秆低声念道：《共产党宣言》……话音未落，麻秆一下子变了脸色：你是共产党！他后退一步，赶忙就拔出手枪。
围在炉火旁的几个警察都腾地站了起来，也纷纷抽出了腰间的枪。
见他们如临大敌，延安吉平静地说：共产党是这本书的名字，我不是共产党。这是我捡的，一个人走路，平时看着好解闷。
麻秆匆匆翻了几页：妈的，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着，随手把书丢进了炉子里。
延安吉急了：你为啥烧我的书！
麻秆骂道：一个叫花子，看什么书？癞蛤蟆戴眼镜，充什么文化人？快给我滚，再闹下去，看老子宰了你！
走出房子，延安吉抬眼一看，太阳被不远处的西山托住了，落日余晖给冰雪小镇镀上了一层凝重的红。延安吉凝视远方，心里想：何处是今晚落脚的地方呢？
慢慢地，红色渐渐褪尽，夜色变浓。寒风袭来，延安吉不禁打了个寒战。
延安吉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他勉强挪动着脚步，没走出多远，就软软地倒在了雪地里。
等他醒来，周围已经漆黑一片。延安吉想站起来，可双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他知道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就咬住牙根，在地上爬行起来。
爬行了一段距离，延安吉看到眼前透出了一丝亮光。原来几步外就是一户人家。延安吉看到了希望，身上好像也多了一分力气。他奋力爬到住户的门前，敲了几下门，就昏了过去。
门开了，闪出一个汉子，问了几声谁，见没动静，低头刚要关门，忽见脚底下躺着一个人，不禁吓得大叫一声。家人忙端来一盏煤油灯察看，见延安吉还有气，就把他抬到了炕上。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男主人名叫王强，三十多岁，有个儿子。王强看了看延安吉，吩咐媳妇道：端碗粥来，看样子是饿晕了。
在王强家，延安吉昏睡了三天才醒过来。王强说：你的脚肿得像两个大馒头，鞋都脱不下来了，还是我拿剪刀剪开了个口才扒下来的。我在热水里放了些药草，给你泡了三次，脚就消肿了。看来你是饿了累了，整整三天都没睁眼呀，给你泡脚，你都不知道。
虽然延安吉三天没有吃饭，可一口粥都喝不进去。王强道：兄弟，你这是饿过劲了。说完用开水给他冲了个鸡蛋，延安吉才勉强喝了进去。
女主人开口说话了，一张嘴就无遮无拦：看看你这模样，破衣烂衫，胡子拉碴，脸上的灰厚得像堵墙，一身臭气能熏死牛。我们家开着个小旅馆，有你这样的在这里，谁还来住呀！不远处有个破庙，你去那里吧。再说，你病怏怏的，万一有个好歹，我们也担待不起！
延安吉有些难为情，想从炕上坐起来，可挣扎几次都没能起来。他喘息着说：大嫂，我确实走不动了，求你先让我住几天，有客人来，我就走。
王强白了自己的女人一眼，说：兄弟，别听她的，等你养好身体再走。说着他使了个眼色，女人就跟他走了出去。
女人再回来时，对延安吉的态度竟一下子变了，忙前忙后地照应起来。
过了几天，王家忽然来了几个国民党兵。王强不在家，女主人喊那领头的“刘班长”。刘班长自打进门，眼睛就在这女人身上转，女人也眉欢眼笑地回应他。两人搭讪了几句，就进了另一个房间。
刘班长出来的时候，神情似乎有些疲倦，他盯着延安吉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道：愿意当兵吗？没等延安吉回话，他又大声道：不愿意也得去！
几个兵很快绑了一副担架，抬起延安吉就走。
延安吉听那刘班长对女人说道：十块现大洋，我给你放桌子上了。再有像样的壮丁马上告诉我，亏不了你的！
那女儿嗲声嗲气地说了声“好”。
后来延安吉才知道，附近不远就有个国民党的大兵营，最近正忙着抓壮丁，已经抓得路无行人，店无客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