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广饶县“革委会”下发了《关于抢救革命文物的通知》。
当时县里只有文物所，四十二岁的颜华身兼两职，即是所长又是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颜华寻思，刘集当年是革命最红火的地方，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春天的一个早晨，颜华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就去了刘集。他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都召集到了大队办公室。刘百贞、刘泰山他们也都去了。
听说要回忆过去的事，这帮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情绪高涨，都欢腾起来，有的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了兴致高处，很多人禁不住手舞足蹈。
颜华也被感染了，但他没忘记自己的任务。一番启发后，老党员就七嘴八舌开了腔。
有人说：我家里有个马灯，当年在村里给队伍照明的。
颜华说：这就是革命文物。说着记在了小本上。
刘泰山慢悠悠地说：我家里还有个红缨枪头子，杀鬼子用的。
颜华点点头：这也是。
有个老人突然道：姜玉兰家有个小篮子，她在家门口放哨做掩护用的。
颜华说：这也算一样。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位瘦高个老人，长须垂胸，上身着件褪了色的旧褂子，头戴圆形薄毡帽，手里还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
颜华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刘泰山笑道：他平日里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问他，没用！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又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大家反应更加热烈。刘百贞道：是学习的大胡子。
大家都纷纷响应：对，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沉默的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他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刘泰山指着角落里的老人，慢悠悠地道：这世厚说得对，当年就是学了这个小本本，大家伙才起来革命的。我和我那个二弟刘寿山，在家里常说起大胡子。
刘百贞说：多少年了，那小本本也找不见了……约莫是四几年的时候，我还问过几个人，可都说不知道……
刘世厚突然接口：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大家闻言，都大吃一惊。刘百贞盯着刘世厚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下自己的膝盖：这就对了！你平日里不声不响，不多言不多语，交给你最保险了。
刘泰山扭头对颜华说：看样儿，是在他那里！
2013年6月的一天，已经八十岁高龄的颜华老人，谈起这件事还兴奋不已。老人笑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文物，为国家搜集到了不少宝贝，其中《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最让我自豪的。
颜华喝了一口水，娓娓道来：刘世厚透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当时就让他拿书来看看，他就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就想，一个农民，留着本这样的书干什么？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呀，见他不松口，就咬住他，紧追不舍。末了他就拿话堵我，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本不就行了？我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后来看着不行，我就找来公社的刘书记，刘百贞也帮着做工作，最后他才把这本书送了过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大价值，回去后就给省博物馆挂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们马上就派人来了。
正如颜华老人所述，为了说服刘世厚，公社的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二人说得口干舌燥，神疲体倦，一直沉默不语的刘世厚终于开口了，他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说着起身就要走。
刘百贞急了：真是个榆木疙瘩，我们说了一上午，就换来你这句话？
刘世厚笑笑，一言不发地走了。
刘世厚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嘴里衔着那根长杆旱烟袋，一袋连一袋地吸着。夕阳的余晖涂在他垂胸的白须上，还有那张刀削斧砍般的脸上。
良久，刘世厚站起身，从裤腰带上解下那把谁都不让碰的钥匙，打开了墙角边上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粗大的手掌，显得格外小心、灵巧。他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
这就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老人担心这本书散了，用黑线做了精心装订。
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脸上的表情时阴时晴。他低声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他哽住了，眼角溢出了浑浊的泪水。
四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跑到刘世厚家后，从怀里拿出这本书，他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说完，他又急急忙忙离开了。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
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这本书就是刘世厚的一切，他每时每刻都牵挂着它。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刘世厚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世厚后来对孙子刘鸿业说：当年为了保护这本书，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也在琢磨着，究竟藏在哪里最保险最安全。日本鬼子扫荡那会儿，一天要藏好几个地方，有时想想不安全，拿出来再换个地方。刘集惨案那天，我人跑出来了，可心还在家里哪！要不是那会儿我拼着性命跑回家抢出来，就随着房子烧了。你奶奶和村里人还以为我藏了啥宝贝……说实在话，就是藏了块大金子大银子，那时候也不能回家取呀，为财宝连命都不要，谁会这么傻？可为了这《共产党宣言》，我啥都不怕！这书要是烧了，怎么去面对死了的人？将来我到那边去，怎么给他们交代？他们肯定会说：刘世厚呀刘世厚，我们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你连咱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保护好啊！你们小孩子家不知道，今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本书功劳大着哪！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
在烈士坟前，他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点上一袋烟，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每年都来看你们，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
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刘世厚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复又躺下，一会儿又坐起来点上一袋旱烟。
黑夜里，他每吸一下，烟袋锅子就会闪烁出一丝微弱的亮光，亮光映在老人神情复杂焦虑的脸上。
到底交还是不交？这个念头在老人的心里反复跳动。
四十多年的相守，在老人眼里，这本书好似有了灵性，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把它拿出来放在面前，边抽着烟边久久地凝视着它。在这一刻，他们彼此似乎都在倾诉，也从彼此的相守中得到了慰藉。
十八岁的刘鸿业与爷爷同睡一床。他见爷爷举止反常，就说：交给国家保管着，不是一样呀？人家肯定比你保管得还好！
刘世厚长叹一声道：孩子，你不懂爷爷的心思啊！有这书在，那些死去的伙计，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书交了，我这心一下子就空了，空了呀……
老人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三天，老人几乎汤水未进，唬得一家人跑前跑后，问寒问暖。刘世厚挥挥手道：你们忙你们的，我还死不了。
第四天清晨，刘世厚早早起了床，一下子吃了三个荷包蛋。上午，他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了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
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
他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四十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老人泪流满面。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
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人坐在屋里，眼睛老是往窗外睃。
他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老人说得很慢，就像唱出来的一样。说完，他转过身走了，开始走得迟疑，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加快了步子。
刘世厚一直都没有回头。
颜华从窗户里看到，老人在院子里停了下脚步，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1979年，刘世厚老人去世，时年八十六岁。
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久就在广饶县展出，后来被调到省博物馆展览。工作人员觉得刘世厚老人缝上去的黑线影响展览效果，就把它去掉了。
为了让参观者更清晰地看到这本《共产党宣言》，它被置放在了光线明亮、阳光充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这本历经了五十多年沧桑的书，反而变得像婴儿一样娇贵了，它不能被阳光直射，不能经受风吹，应该待在一个舒适的“襁褓”里。
几个月下来，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变模糊了，纸张也变酥脆了。书回到广饶，颜华捶胸顿足，心疼得直落泪，他连声道：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我怎么对得起刘大爷！
颜华觉得很奇怪，这本书刘世厚老人保存了数十年，几近完好，怎么在博物馆里，反而被损害了呢？
后来这本《共产党宣言》引起广泛关注并得以重点保存，与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余世诚。
1984年的一天，时为华东石油大学副教授的余世城到广饶公干，听说广饶博物馆收藏了一本早期的《共产党宣言》，就立即前往查看。
余世诚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这本书有两个地方让他眼前一亮，一是书名《*产宣言》，二是出版时间：1920年8月。
余世诚当时就道：这应该就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当年周总理念念不忘，还多次派人寻找呢。
余世诚的一番话，让博物馆馆长颜华有些半信半疑，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价值。
余世诚见这本书保存不善，心疼不已。回到学院后，他立即向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编译局做了汇报。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迅速作出了批示：加强研究保护。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副主任、资深翻译家胡永钦也很快赶到了山东广饶。
据颜华回忆，胡永钦来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
广饶这本《共产党宣言》宽十二厘米，长十八厘米，封面马克思像上端从左到右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第二行为书名：“*产宣言”。字体都很小。其中，“*产宣言”字体最大，相当于现在的四号字体。这种安排，可能是当时为了安全考虑。
全书共五十六页，内文由五号字竖排，封底二类似于今天的版权页，自右向左竖排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胡永钦拿出九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与之对照，发现八月版的和九月版的仅有两处不同，其他完全一样：八月版的封面颜色是淡淡的水红色，九月版改为了浅蓝色；九月版纠正了八月版的封面书名错误。
八月版封面左下角已经破损，且指痕明显，是当年长期翻阅的结果。
掀开封面，他们发现首页右下角和左上角各盖了一枚朱印，右下角为“葆臣”，左上角为“刘世厚印”。两印遥相呼应，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葆臣”印典雅讲究，“刘世厚印”显得笨拙厚重。后经我们了解，“刘世厚印”是刘世厚本人所刻。
刘世厚我们已经熟知，他是这本《共产党宣言》的保存者，“葆臣”印又有什么渊源呢？
专家推测，这本最早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大概是属于一个名叫张葆臣的人所有。
张葆臣何许人？
有关专家在山东寻找未果，后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浩繁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1923年12月15日的《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从中得知，张葆臣是江苏人，是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
有了这条线索，党史工作人员又顺藤摸瓜，从王辩、刘子久等人那里丰富了张葆臣的历史。
张葆臣当年在济南道生银行供职，负责党内图书发行。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他以银行职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来于济南和上海，很多进步书籍，都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党内发行的张葆臣手里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不足为奇，可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他怎么赠送给了新党员刘雨辉？
张葆臣1923年1月1日入团，应该年龄不大，也可能未婚。有人这样猜想：当年还没有伴侣的张葆臣，是否对刘雨辉产生了爱慕之情？
为了全面考证这本《共产党宣言》，多方人马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历经一年，行程万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多处寻访、考察，后确定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由于广饶版本的原因，考察组也对全国的《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逐一解开了一些谜团和史学界之争。
考察组发现，中央编译局和中国革命博物的藏本都是1920年的9月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是1924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没有封面，乃是残本，据考察是1920年8月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其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介绍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过去，史学界对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时间曾有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应在1920年4月左右面世，再迟也在春内。这种观点来自*和陈望道的回忆。当年*曾说，自己1920年春阅读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陈望道先生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出版。
但国内从来就没有发现过1920年4月份的版本。
上海1920年8月版本发现后，由于是孤本、孤证，大部分人还是不予认同。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联合考察组在上海图书馆又有惊人发现：在这里，他们竟然又找到了一本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样，广饶版本、上海档案馆版本、上海图书馆版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的残本，起码有四本可以佐证，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1920年8月版，而非1920年春版。
我们调查得知，广饶版本其实是最早发现的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只是深锁在偏僻的鲁北平原上，当年没有通过媒体公之于世罢了。
1991年，俞秀松的日记在上海发现。据其日记记载：“1920年6月27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28日，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从俞秀松的日记中，可以判断出版时间一定是在1920年7月之后，而从维经斯基写给共产国际那封信的落款时间，则可以判断出版时间是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
有了俞秀松日记的佐证，这本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出版时间上变得更加明确了。
至今，全国现存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版本，加上1920年版，也寥寥无几，大部分藏本，进了图书馆后都被束之高阁。唯有广饶版本，不仅扎根在最基层的农民群众当中，还影响了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并由此掀起了火热的农民革命斗争，又被农民一直珍藏数十年，因而弥足珍贵。
在峥嵘岁月，大王的农民兄弟，都是奔着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好日子起来革命的。可是解放后数年间，他们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折腾。
大王就是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乞丐。
有人也提出疑问：这小本本里说的话，原来不算数啊？
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都不干了，虽然他们也迷茫，可还是坚定地对后人说：好日子有，一定会有！我们赶不上了，但都不后悔，因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肯定能赶上！
在大王镇，我们听说过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叫李培义，被人们誉为“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扛鼎人”。有人说，他是大王的第二个刘良才。
此话有些欠妥，可自有道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刘良才用《共产党宣言》点燃了农民革命；八十年代中期，李培义又用《共产党宣言》带着大王的农民兄弟，从农耕经济走向了商品经济。
那一天，我们见到了这个传奇人物。李培义粗实高大，朴实的长方脸，笑起来憨态可掬。
李培义出生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如今已经赋闲在家，虽六十六岁了，可步伐矫健，说话落地有声。
一进大王镇的办公楼，迎面一行字就出自李培义的实话语录：说了算，定了干。
1984年1月，就在华东石油学院的余世诚教授在广饶考察那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四十二岁的李培义正在思考着大王镇企业的崛起问题。
李培义出生在大王镇大王西村。解放前，本地就有顺口溜：北有李家桥，南有大王桥。李家桥的狮子数不清，大王桥的将军真威风。国民党著名“三李”，大王桥村就有二李之李延年、李玉堂上将。大王桥村人在排村里自古至今的“能人谱”的时候，官职不大的李培义也登上了“能人谱”榜。
为啥？因为李培义是大王的第一大功臣。
李培义没念过几年书，可他脑子灵光，辍学后很快就在队里干了会计，1970年被抽调到镇里参加乡镇企业建设。
1981年，他当上了大王镇企业总公司的经理，上任伊始，就开始谋划大王乡镇企业这盘棋。
在动员会上，他开口就是大实话：我家祖祖辈辈都在地里刨食吃，如今是扔下赶马车的鞭子干企业。大王不靠山，不靠海，也没什么资源，怎么办？那咱们就没优势了？有！咱的优势就是有着响当当的革命传统！过去咱们光荣，但咱们不能捧着光荣匾过穷日子，这也不是当年那些革命烈士想要的。当年咱有了《共产党宣言》，革命就映红了半边天。我没多大学问，可《共产党宣言》我也看过多少遍。我琢磨着，共产党用暴力推翻了旧社会，现在就得带着一方百姓去奔好日子。
李培义从一些村里选拔了数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放进了各企业，又号召各村行动起来，办村办企业。他走到哪里就喊到哪里，办企业就像过去过年老农民盘锅台一个样，几天就得盘一个。
很多农民都不理解。一个庄稼老把式捻着胸前的胡须道：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庄稼人天生就是在土里忙碌，离开了土地，肯定什么也干不成。俗话说得好啊，玩龙玩虎，不如玩土！
从各村选拔出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当年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耕种土地他们都稔熟，一个个也都是村里的好劳力，可对企业，他们一脸茫然。
李培义把他们召集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到刘集村支部旧址宣誓。宣誓结束后，李培义道：没别的道道，今后创业，我们还是靠这精神！
不出几年，这些人都成了乡镇企业的中流砥柱。当年李培义帐前有“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是*、延金芬、李俊福、刘双珉、赵曰岭，其中*算五虎之首。如今，*的华泰集团闻名遐迩，是中国新闻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全国每三张报纸中，就有一张是华泰生产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光临过华泰。
“五虎上将”之后，又呼啸着冲出一帮“小老虎”。小老虎中的高义新、尤学忠、聂仁卿、许兰祥等人，现在也都成了气候。在这些人里，高义新的金泰集团现在是如日中天。如今，他正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准备上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他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讲的就是战略。
时隔数年，华泰掌门人*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他就任大王造纸厂厂长时的一段开场白：刘集是我们大王的一面旗帜。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前辈就是跟着这面旗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渴望。今天，刘集这面旗帜已经成了一种精神，我们要紧跟这种精神，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让大王走上富裕之路！
2009年10月，李培义对坐在刘集村农家小院里的*说：大王就是靠马列主义、靠党的领导、靠发挥党的优势发展起来的。
1984年，李培义主抓大王镇乡镇企业之时，社会总产值是5054万元。到他2004年卸任大王镇书记，已达140亿元，是1984年的277倍，犹如孙猴子翻了好几个筋斗云。
现在，大王镇已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重点镇，坐拥一百余家规模企业群，有两家上市公司，四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过百亿。
我们不愿意罗列太多数字，可有时候，简单的数字也最有说服力。
2011年，大王镇工业销售收入就破了千亿，乃是山东省的第一个千亿镇。2012又赚了个盆满钵溢，实现生产总值2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20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0亿元，进出口总值30亿美元，镇级财政收入5.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762元。
大王如今腰里的钱袋子满满的，拔一根毫毛也比兄弟乡镇的腰粗。下一步怎么发展？是躺着享受江山，还是重新拉弓上箭，调整思路再跨栏杆？如今大王的土地几乎殆尽，动力运转也到了极限，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现任书记王国文既有压力，更有动力。他觉得，大王发展已是瓶颈，到了该破题的时候了，不破不立，不冲出这个瓶颈，大王明天就没有大发展。如今他就在谋划一个字：变！
很多人都向我们提起过一个人，说他就是大王的活历史，也有见地。
此人叫李剑童，原是大王镇职业学院的院长，是土生土长的大王人，熬过贫穷，也亲眼见证了大王的兴旺。
在大王采访了数日，我们满脑子都是大王的过去和现在，有大革命时的火红画面，也有经济大潮时的弄潮儿，也想找李剑童作个小结。
李剑童果然健谈，他说：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王人骨子里思变，大革命时期，大王就是一锅要开的水，《共产党宣言》传过来后，一下子就让这锅水沸腾了。过去大*仰马列主义，今天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是有增无减。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做事绕着党组织走，你要是和他谈马列主义，他还以为你是神经病。大王顶级的大老板多的是，只要镇里组织学党课，不管手头多么重要的事，他们也会停下，准时赶来学习。这，就是大王与其他地方的区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