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成为众矢之的，为免得引火烧身，保存国民军的实力，选择了以退为守。段祺瑞对冯玉祥的忽然辞职，深感意外，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他还得把这个政府硬撑下来。
国民军中的高级将领，只有胡景翼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无奈他在孙中山去世不久，也因疔毒发作，撒手西去。国民军第二军由岳维峻接任，他虽是冯玉祥的好朋友，但私交毕竟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当政局一旦有所演变，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道德对这些旧军人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孙岳是北京政变的主要人物，对冯玉祥的话，也是根据利益取舍。面对复杂的局面，冯玉祥深感时局艰难，想保住国民军，不能让部队卷入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下台，一方面可以消除国民军对他个人的离心力，一方面又可以转移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目标。
196年元旦，冯玉祥除表示自己下台，还拟就一个计划，就是让第一军退出北京，保全实力，指令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继任甘肃督办，宋哲元为热河督统，鹿钟麟调任绥远都统，郑金声为察哈尔都统。
冯玉祥去意已决，将将军们召到张家口讨论这个问题。
众将军听到后，大不以为然，坚决不让冯玉祥辞职，而且发誓要同吴佩孚和张作霖见个高低。
鹿钟麟首先对冯玉祥说：“焕帅不能这样轻易丢下国民军，北京革命，开创了新纪元，现大事还没有做，吴佩孚虎视北京已久，张作霖对将军也是切齿仇恨，焕帅初衷虽然可嘉，生怕国内又起战火，可国民军这杆大旗一旦倒下，谁还能把它再树起来。当今世上，惟有焕帅能担当此重任。”
李鸣钟等将军也都随声附和，不同意冯玉祥这样轻易辞职。
冯玉祥好久没有言声，虽然他对这种局面也不感到意外，但看到将军们对自己如此忠诚，心里还是很感动的，他说：“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现在正是关口，如果国民军硬挺下去，最多也是杀出一条血路，那样太不值了。我虽然不在其位，可我心里也在关注着你们，部队不是还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吗？何必要引火烧身呐。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众将军不要说了，我去意已决，只是希望将军们要保住部队的实力，精诚团结，从此以后，也不要叫国民军了，这个名义今后也不再沿用。”
最后，众将军见冯玉祥态度坚决，大家突然跪下来，以求冯玉祥改变主意。
冯玉祥厉声说：“你们都给我起来，成什么样子，我不想让你们当我冯玉祥一人的走狗。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军队是国家的，虽然指挥权在你们手里，但也不要忘记，部队为谁打仗。”
大家见冯玉祥真动怒了，有些扫兴地站了起来。冯玉祥见状，也觉得自己有些过火，态度又温和下来，解释他的苦衷，最后，他让众将军听他一句，不管局势怎样变幻，也要保住自己的部队。
冯玉祥的引退，也并非像他自己说得那么好，为民为国，实际他也是有苦难言，为保实力，他通电全国辞职，可在电文中，却又说是为了和平和共同对付奉系，他也愿意同吴佩孚化敌为友。冯玉祥表面是辞职，国民军的事还是过问，由于军饷的来源，他又计划北京的部队暂不能撤出，还派心腹到汉口面见吴佩孚，表示愿意精诚合作，始终不渝。
冯玉祥的大将张之江也公开欢迎吴佩孚“入京主政”。这—来，就充分暴露了冯玉祥的引退是为了所谓的“统一和平”。冯玉祥处在观望之中，实际上是脚踩三只船，一只是吴佩孚的，一只是国民党的，一只是共产党进步势力的。
冯玉祥处理完诸事宜后，由张家口赴平地泉小住，闭门谢客，声称在适当时他将取道库伦出国考察。
吴佩孚和张作霖，对冯玉祥的下台，知其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们已同列强达成默契，决意要消灭冯玉祥的国民军，怎么可能因为冯玉祥去职，就肯轻易罢手。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等组成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将广州政府称为“南赤”，冯玉祥称为“北赤”。不过，吴佩孚到底是个秀才，做事多些章法，在进攻国民军时，他还打出了“护法”的旗号，以迷惑人心，但他究竟护什么法？是曹锟颁的“宪法”，还是民国的“临时法约”呢？若是前者，吴佩孚就得恢复曹锟的总统地位，这样自然要引起公愤；如果是后者，那个法约已经被旧国会所取消了，而且现在也不大可能召集一个全国性的新国会。
吴佩孚意欲出山，身后就涌出一批如吴景濂、张伯烈之流的风派人士，以旧国会议员的身份在汉口发出联名通电，要求恢复民国十三年颜怀庆内阁，并摄行总统职权，国会可以自由集会，选举继任总统。
吴佩孚窃笑，段祺瑞却哭丧着脸，自从徐树铮不明不白死去后，他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什么时候发生意外，有临时执政这个金字招牌，还多些安全，一见到吴佩孚和他的门徒发出的通电，心里更是不安，不用说这是冲着他段执政来的，究其因，他这个执政还不是在打破法统的基础上产生的。
段祺瑞失去小徐，就觉得关键时谁也指不上，动辄乱发脾气，观眼下时局，冯玉祥虽然表示拥护他，但也是动嘴，行动起来不那么热心，再一辞职，情况就更复杂了。
这时，许世英跑来，给段祺瑞献上一策说：“首相不如来个假退真守。”
段祺瑞正在愁中，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许世英说：“我看现在局势大乱，不妨来一个辞职通电，以测探各方面态度，也好打消吴佩孚对各界的影响。反正现在四分五裂，也没有人愿意出这个头。通电发出后，必然有各界出面挽留。”
段祺瑞觉得这个办法值一试，他认为现在没有人愿意当这个大总统。
许世英将准备好的电文让段祺瑞过目，上面写说：“执政日期到1月15日届满，而民国会议召集无期，本人不愿继续执行政务，因此自16日起不再视事，政权交由国务院负责代行。”
段祺瑞基本满意，可有心腹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执政不易表态，而且国民党阁员于右任、易培基也都等着执政下台，有此通电，反而弄巧成拙。”段祺瑞一听这话，心有些打鼓，可为了最后的机会，还是同意将电文发出去。他不曾料到的是，还没等这个辞职的电报发出去，在京大小报纸全部发了号外，将电文一字不落地登了出来。
段祺瑞醒过闷来，许世英突然要求辞去内阁总理一职。
有阁员怀疑这事是许世英搞的，他指天骂地起誓，声称自己问心无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电文泄露，内阁讨论修改电文之事，有阁员要求把“自16日起不再视事，政权交由国务院代行”删去。
许世英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那样，这封电报还有什么意义。”
这时，平日对许世英就无好感的秘书汤漪说：“既然不能修改，那何必还开什么会讨论，你自己独断专行好了。真没见过，都什么时候了，当了总理还想摄政，真是猪狗不如。”
许世英这个总理本来就受着委屈，听到这种话，哪里还能忍下气来，他说：“你是个混蛋，谁再干这个总理，谁就是猪狗。”
当天许世英就向段祺瑞递交了辞职书，自己躲进了德国医院。
段棋瑞听说后，先把电文改成“所望各建党言，迅定国是，俾释重负，以践前言”字样，他是依从汤漪的意见，可这样一来，确实与原意相违，不但没有下台之意，反而多了恋栈之嫌。段祺瑞开始也怀疑是许世英走露风声，细一想，他没什么可图，国泰民安，这个总理还能争争抢抢，现在纯是受罪啊。想不通也就不想了，段祺瑞抱着当天和尚撞天钟的态度，不得不拿着许世英的辞职书，来到德国医院。
许世英见到段祺瑞说：“你也别劝我了，这个总理我也是当够了。只要在我当政时，没给你落下埋怨就行了。”
段祺瑞说：“别耍脾气，你这样是拆我的台，别说这个总理，就是我这个执政又能让谁动心？说句老实话，我早就想下台，只因国事无人负责，就像我手里这个茶怀，得有人接，我才能放手，总不能把它扔在地上摔碎吧。”
许世英见段祺瑞把话给说死，也只能以“国家利益”收回辞呈。
段祺瑞这封电报发出后，首先的反应来自日本人，表示如果段祺瑞辞职，那么日本政府将重新考虑对华的态度。冯玉祥虽然通电辞职，仍在国民军中享有威望，他也表示反对段祺瑞辞职，并吩咐鹿钟麟加紧北京防卫，取缔学生运动，以安慰段祺瑞。通电表示拥护段祺瑞的还有油滑的阎锡山和邓如琢。这正是段祺瑞所需要的，他现在更希望听到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态度，但等来等去却等来了孙传芳的态度。
就在段祺瑞电文发表的第二天，孙传芳和陈调元联名打来电报，开口便质问说：“段祺瑞执政一年以来，国家收入共达一亿三千万余元，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究竟作何用处？请执政府给予宣布以释群疑。”
孙传芳这个电报引起长江各省军阀的反应，借此来拆段祺瑞的台。张作霖干脆宣布脱离段祺瑞政府，自己废除东北边防督办的名义，以镇威将军对内对外发号施令。
国民军第二军的将领邓宝珊、李纪才也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公开指责段祺瑞为公敌，要求各方不要对段加以挽留。段祺瑞一看情况对自己不利，不得不又发出电报，表示自己无心恋栈，只因关税会议正在进行，下野还没到时候。
此时大中国，正可谓一个大舞台。
孙传芳雄居东南五省，张作霖虎踞东北，吴佩孚坐镇武汉三镇，手也伸到南方各省份，谁也不承认由国民军控制的段祺瑞政府，而国民军内部实际也并不怎么赞成段祺瑞，各路军阀都在争论谁是谁非。过去的北洋军阀，各派系还能找出个头绪，可此时正是敌友不分，今天讨贼，明天联手；昨天叩头换兰谱，今天真刀真枪，使得人眼花缭乱。
郭松龄覆灭后，残部魏益三与国民军联手，改为国民军第四军。魏益三，字友仁，河北蒿城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就读北京陆军大学，当时任奉军炮兵第二旅旅长。郭松龄失败后，魏益三驻兵榆关，并得到了冯玉祥部第九师师长唐之道的援助。张学良曾试图招降，因没有成功，便向榆关发起总攻，魏益三退守滦州。国民军鹿钟麟为援魏司令，正准备派四个师由朝阳进攻锦州，以断张作霖的后路。这时，由于段祺瑞的出面，以私人名义劝说张作霖收兵出关，免得引起关内大战，加之奉军吴俊升和张作相也反对继续用兵，奉军也急需调整，因此张作霖答应收兵出关。
奉军和国民军在滦河两岸隔河相望。
冯玉祥曾一度要进攻山东，以对付直鲁联军。联军由张宗昌和李景林为正副司令，但由于国民军貌合神离，准备攻鲁的邓宝珊部由津浦线调回京汉北段，国民军攻鲁的计划陷于停顿。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本倾向讨奉，因吴佩孚一直主张讨冯玉祥，他也就不置可否了。
山东局势发生变化后，为求自保，张宗昌无力向江苏用兵。孙传芳命令卢香亭由徐州开回杭州，并委以浙江总司令，从此，孙传芳的注意力就在自己的五省之内，对于北方的局势，来个不表态度。
吴佩孚和张作霖达成协议后，吴佩孚决定兵分三路，先吃掉河南，一路由靳云鹗从鲁西攻豫东；一路由刘镇华、张治公由陕北进豫西；一路由京汉正面的鄂军第一师冠英杰由鄂北进攻豫南。
河南本是岳维峻的地盘，所部国民军第二军本系陕军，常与河南红枪会发生冲突。吴佩孚抓住这个要害，派人说服这些地方武装，并收为豫卫军，以造成里应外合之势。吴佩孚进攻河南前，说服了阎锡山、吴新田等并举。因为大兵团作战，信阳之战僵持不下四十余天，河南很快失守。岳维峻从洛阳逃出后，又遭到红枪会的狙击，几乎丢命，所部全军覆没，岳本人也在风陵渡被晋军所获。
吴佩孚得河南时，湖北、江西两省也起了些变化，首先是湖北老牌地方军阀萧耀南暴死，吴佩孚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派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军务督理，杜锡钧为湖北省省长。
吴佩孚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北京政府段祺瑞以执政的名义任命长江上游司令卢金山为湖北军务督办，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从这个名称中也能看出来，段祺瑞用“督办”而吴佩孚却衍用曹锟当权时将“督军”改为的“督理”。可见两个人是各有所谋。段祺瑞想的好，他还是使北洋派从下往上倒戈的办法，希望引起内讧。可卢、刘两人实力不足，不敢遵命。段祺瑞不能得逞，心中甚是不满，干脆也就把脸拉下来了，遂又任命江西督办方本仁为湖北查办使，令其派军队前往湖北，帮助卢、刘二人。
这道命令非常明显是让方本仁带兵进驻湖北，赶走吴佩孚，并暗示事成之后以湖北地盘为酬。地盘对方本仁这样的地方军阀来说，是最好的酬谢，得到段祺瑞的命令后，权衡一番自己的实力，想到自己本是湖北人，在江西必不能长久，若能得到湖北，暂时又不丢开江西，实在是件好事。
方本仁主意拿定，密报段祺瑞后，开始调兵鄂赣边境，并派人到广东联络，以求共同反吴，收复湖北。方本仁没想到的是，江西内部起了分化，中央系一师师长邓如琢和赣军第二师师长蒋镇臣及第六师师长杨如轩在庐山举行会议，为使江西免遭兵祸，要求方本仁和平下台。方本仁的态度也使视江西为自己辖区的孙传芳所不容，并派三艘兵舰到江西示威，而吴佩孚调来兵马开驻武穴。
方本仁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怏怏下台，由邓如琢继任江西总司令。河南和湖北尚未平息，张宗昌和李景林率直鲁联军对直隶又发起了进攻。李景林誓要讨回直隶，率部先后占领了沧州、献县、青县，此后与国民军在沧州和马厂之间展开了拉锯战。国民军的情况非常紧急，众将领纷纷电请冯玉祥再度出山主持军事。
国民军现称西北军，出身旧军人的冯玉祥虽然不在其位，但仍视西北军为自己的子弟兵，看到局势的演变，西北军有分崩离析之势，因而听到众将领要求他出山，冯玉祥便表示不承担任名义，只是以军事顾问的态度，尽管如此，对出山之举，他还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冯玉祥从平地泉来到张家口，向众位将领说：“我只是暂缓出洋，你们也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总司令，要答应我不承担名义，我才出面。”
情况已经到这个份上，冯玉祥只要参与，便能给西北军众将士鼓起士气。冯玉祥到张家口后，开始调度军队，派鹿钟麟赴静海指挥津浦线作战部队；调李鸣钟主持北京防务，并又从察哈尔、绥远调来援军，作为后备部队。冯玉祥部署完毕，不顾众将领的百般劝说，又回平地泉去了。
鲁督张宗昌穷凶极恶率领渤海舰队窥伺大沽口，并派得力干将褚玉璞为鲁军总指挥加入战斗。鲁军一度占领静海、独流，其攻势甚为凶猛，直逼天津，一时间，天津之为震动。鹿钟麟和孙岳等都来到前线督战，经过几日浴血奋战，才将马厂、青县夺回。但是，就在孙、鹿取得小胜时，渤海舰队装载陆军六千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由北塘登陆。鹿钟麟部将敌人死死咬住不放，几经猛攻，终将这些敌人击退，并俘获三千余人，余下的皆乘船而逃。
国民军为确保胜利成果，立刻封锁大沽口，不准任何船只开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止列强为奉军运兵。此役前，列强几次公然掩护奉军入港。外交使团不满国民军，开始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段祺瑞立刻下令恢复大沽口的秩序，否则各国将一致采取行动。段祺瑞只得急命国民军拆掉障碍。国民军为防意外，要求外国船只能挂本国国旗，而且只能在白天行驶，并执行了段祺瑞的命令，拆除了部分障碍。
196年月1日，中国正战祸频起，奉系和国民军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沽口突然驶来两艘日本驱逐舰。炮台守军向日舰发出旗语，阻止他们前进。日本舰队不但不理睬，反而向守军开枪开炮。炮台守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步枪还击，日本舰这才退往塘沽。双方互射中，日本死一名大尉，伤水手三人；守军死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兵士二人，伤兵八人。
日本政府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就在北京外交部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的同时，英、美、法、意、日五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共同对付中国。
15日，参加辛丑和约的八国公使联合对中国提出通牒，要求如下：
一、按照辛丑和约规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
二、奉、国两军应立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
三、奉军舰队应退出大沽口外，国民军应完全排除海上水雷；
四、所有航海灯塔及航行标识，必须完全恢复；
五、轮船入口，除按照条约由海关检查外，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
列强还要求段祺瑞政府在三天之内给予满意的回答，否则各国海军采取必要行动。同日，日本政府更是对中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政府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付五万元损害费。
段祺瑞马上召开外交会议，在会上，这些外交委员，吵成一团，有的要求上诉国际联盟，有的主张接受这个条约。段祺瑞征求国民军的态度。目前状态对国民军处境不利，因而希望和平解决，但国民军只承认第一个条约。
直鲁联军及渤海舰队，则答应全部接受这些条约。
段祺瑞求安自保，不顾民意，17日公开答复八国公使说：“对于来文所开各条，已令军事当局采取适当办法，希望天津各国代表与中国军事当局协商。”段祺瑞以为，平了外国人的气，他就能安静了。
列强公开帮助奉鲁军阀围剿国民军，而且还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联合示威，此恃强霸道的行为，使得北京大学学生会做出两个决议：一是逐段祺瑞下台，另组国民政府；二是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段祺瑞答复八国公使的当天，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并将画有八国公使的漫画及日本天皇的画像当场焚烧。
请愿代表因为没能见到段祺瑞，与执政府的卫队发生冲突，结果请愿代表被打伤多人。段祺瑞卫队的这一行为，激起民众的愤慨，决定要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
18日上午十时，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声讨会，提出六项决议：一、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八国最后通牒；二、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三、请段祺瑞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四、驱逐八国公使出境；五、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集会后，学生及北京市民开始示威游行，人越来越多，他们由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出发，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群情激愤，尤其学生们，多年战乱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使他们再也难以平静下来。请愿队伍来到国务院时，这些长官正在举行例会。执政府的卫队长武久清慌慌张张跑进去报告，说是游行队伍来了。那些阁员本对这个风雨飘摇的政府就没什么信心，现在更是领饷混饭，听说有学生来闹事，又得知已经和卫队动过手，都吓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不知谁出个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段祺瑞惹下的麻烦，还是让他来解决好了。
于是，阁员们匆匆从旁门溜走，会也不开了。
请愿者提出三个建议，解除卫队武装；交出殴打请愿代表的主使人；段祺瑞辞职下台。示威群众来到国务院，要求面见总理，可是卫队不给答复，也不让进人。群众的口号声越来越响，大有冲进门质问之势。
事情很难控制，冲突在即，最后酿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通电说：“所谓的北京市民请愿者，有计划地组织了敢死队冲锋在前，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人。当场军警从暴徒手中夺手枪数支。”
通电意在淡化这次血腥屠案。
值此，段棋瑞躲在府内，连面也不敢露，他深知自己的处境，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老命丢掉。同时，北京大街小巷内，出现了一则戒严布告：青年人血气方刚，酿成惨剧。值此军事未定，人心惶惑，群众动作，恐引起各方误会，特郑重布告，毋再举行集会，致生事端。
这些布告刚一贴出，马上被学生们撕掉。
百姓亦有迁怒于国民军，冯玉祥此有口难言。段祺瑞正是他搞北京政变给抬出来的，现在把政府弄成这个样子，目前的局势，他也无法应付，便留书给自己的部下，由包头到库伦，取道苏联了。冯玉祥离境的第二天，北京的大学生为殉难的同学下葬，举行了抬棺游行，送殡者达万余人。段祺瑞闻知，只能命令加强戒严，对学生风起云涌的运动，也显得束手无措了。
大沽口事件后，张作霖和吴佩孚已经公开讨伐段祺瑞。国民军为保实力，步步退让，直鲁联军收回直隶，又占领丰台，并电促吴佩孚进京主持大事。段祺瑞还指望北洋元老王士珍出面，发起和平运动，妄图说服吴佩孚和张作霖。但这只是段祺瑞一厢情愿，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也联名通电，要将部队撤回原防，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国民军所以如此，一是迫于吴佩孚和奉鲁的压力，二也是自“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风雨飘摇，再对政府有所表示，会失去民众的同情。
此种情况，国民军几位重要将领在通电中说：“现政府既为国人所厌，我军自今日始，专任维持地方之责，至政府如何组织，法统如何接续，完全听之法律解决。”
直隶省长孙岳更干脆，自动解除直隶军务督办及省长职，以促政府觉悟。
孙岳这样做，也是放着河水不洗船，虽然有他革命的一面，却也有投机之嫌，因为直隶全境已为直鲁联军所占，李景林又回到天津，孙的省长是想当也当不成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