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参战后，在朝鲜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斯大林就已经惦记着用中国这张牌“保底”了。
（一）中苏两党关系
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从筹备建立的初期起就得到了苏联共chan党的支持与援助。据有关资介绍，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就从俄国共chan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资助。中共成立后的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党的活动经费大量的来自苏联共chan党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报告：“自191年10月起至19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19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19年头8个月，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15000元。估计在建党初期，共产国际平均每月提供约1900元的经费。到199年，随着党员的增多和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每月从苏联得到党费上升至4万元，190年每月约5万元。19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条件极其艰苦，苏联仍坚持提供援助。共产国际通过美国银行先后为中共寄出180万美元的援助款，这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日本投降后，特别是在国民党准备接管东北，苏联远东军撤出中国东北前，苏军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就有步枪约70万枝，机枪约1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000辆，另有弹药库679座，飞机800余架和炮艇若干，使东北野战军成为解放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犯有教条主义和瞎指挥的错误。毛ze东多次批评共产国际曾经4次“整我们”：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左”qing；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qing；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ze东“半个铁托”，甚至不让解放军渡江。当然，苏联由于错误地判断，也曾大量地援助蒋介石、冯玉祥等。不过，总的来讲，在中国革命和战争中，苏联从国际共产主义出发，给了中国共产党以较大的帮助。
留好战争“底牌”。1950年月0日，金日成访问了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并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斯大林还要求金日成访问北京，南北统一问题必须得到毛ze东的同意，否则，重新考虑。
1950年5月15日，毛ze东与秘密访问北京的金日成等会谈。金日成向毛ze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三阶段计划，即第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兵力；第二步公开向南方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和平统一方案遭到南朝鲜拒绝后则准备诉诸武力。
毛ze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ze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的可能性问题，甚至，他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毛ze东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将会派出军队支援朝鲜。金日成对朝鲜战争早有了自己分析判断，并做好了相应准备，因此，对于毛ze东所说的危险毫不在意。他相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日本军队参战的情况，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那几乎不可能”，前几天，中国解放海南岛美国都没敢动，而且，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根本不需加以考虑。但毛ze东还是善意地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在毛ze东看来，如果需要中国直接对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毛ze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而并不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中苏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进行通气和相互确认，一是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时，中苏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有分工，即苏共负责欧洲的革命，而中共负责亚洲的革命。朝鲜属于亚洲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自然会要求金日成去征得毛ze东的同意。二是斯大林对战争前景的估计是美国不会而且也来不及进行干预，但是斯大林不得不考虑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的情况，需要中国出面援助的问题。所以，事先必须征得毛ze东的同意。斯大林的这步棋为其日后敦促中国出兵埋下伏笔，也为打赢朝鲜战争留好了底牌。
（二）让中国做好准备
1950年7月日，朝鲜战争爆发仅一个星期，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探询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ze东提出的警告。会谈中，周总理说中国有个军总计1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全面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个军的决定，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预想，也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
斯大林得知情况后，毫不迟疑，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可见当时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已经预见到朝鲜战争的艰巨和复杂性，虽然朝鲜人民军正在乘胜前进，但是，苏联对敌情作出了判断和最坏的打算，定下了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中国出兵的决心。
7月8日，斯大林指示罗申：“请告诉毛ze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ze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金日成对中国还是封锁消息的，若朝鲜直有此意，也是一种托词，而斯大林却借机说朝鲜抱怨中国，反映斯大林要中国主动和朝鲜加强战场联系的迫切心情。
7月1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ze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国驾驶员。斯大林开始给东西了，“掩护”的意思也很明确，只是给装备。
1950年8月7日。苏联应中国的请求向中国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军事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8名为空军专家。斯大林又给“教练”了。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斯大林立即考虑到要中国出兵的问题。据师哲回忆，仁川登陆一两天后斯大林便给毛ze东发电，询问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是否能够派兵到朝鲜作战。
（三）为朝鲜解释
1950年9月0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关于对周恩来的答复致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电：“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朝鲜政府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这种作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金日成没有定期向你们提供情报，那么这应该解释为与前线的联系薄弱，而并非是朝鲜同志不想这样做。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由于朝鲜人民军目前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以及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甚至，苏联人进一步解释道：“应该记住，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共chan党都过于年轻，他们总共才只有个月的战争经验。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会对朝鲜人民军在与外国标准化武装军队的战斗中取得的重大战绩感到惊奇”。这时，苏联又替朝鲜打圆场。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指出了朝鲜的问题，说：“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供应基地的联系。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四）干吧！苏联作后盾
1950年7月至9月，中苏经过三个月的协调和磋商，在给予装备和军事顾问的基础上，10月1日，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要罗申大使尽快转告毛ze东或周恩来：“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但是，据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我看朝鲜同志已经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简单讲了一下朝鲜的情况后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从斯大林的意见来看，对中国出兵的兵力、战线、指挥等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他是经过综合分析和深思熟虑的。他当然不愿意毛ze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还有材料说，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讲明局势严重后，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派兵援助。斯大林还说，如果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苏联愿意直接介入。斯大林的这番慷慨陈词，显然不仅仅是询问中国的意见，而是鼓动和要求中国卷入这场战争。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讨论。会后斯大林给毛ze东回电，提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斯大林终于发出了朝鲜战争最为关键的一张牌，中国必须出兵。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ze东的身上。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ze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对中苏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