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是多愁善感的季节。
从生机盎然向萧索寒冷转变过度，明显的风景及温度差异容易触动人心变化，是故在文艺家的笔下，深秋总是以咏叹调的形式出现。
“阿嚏!”
刚走下舷梯，还来不及感叹一下异国的深秋风景，帕西法尔连打了三个喷嚏。
“抱歉。”
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匆匆整了整仪表，帕西法尔重新立正、敬礼，用最为一本正经的语气说到:
“辛苦诸位前来迎接了。”
帕西法尔的语气、动作全部无可挑剔，只是他浑身上下洋溢的的慵懒气氛还有寒酸气质与身上的军服格格不入。原本帅气的帝国军少将制服、骑士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标套在他身上就成了把面包店学徒拖出来硬套上军装的怪异组合，帅气的制服生生被他穿出了一股甜甜圈的味道。面对这种气质、外表和名声没有一丝交集的状况，绕是负责接待工作的拉普兰军官见多识广，一时间也深陷错愕之中难以自拔。
过了足足十秒，两位头顶子爵爵位，肩扛少将军衔的拉普兰贵族军官才想起还礼。
其实帕西法尔同样是少将，而且爵位也只是帝国骑士（原本上层打算授予他子爵的爵位和领地，结果他以‘不擅长经营领地’为由，只要了一笔年金和勉强接受了骑士头衔。私下有传言说他拒绝爵位和领地真正原因是“有多余之物在身边的话，退休后也不能清闲的生活了”……），在军衔对等的情况下，爵位较低的一方被压一头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过两位爵爷可不敢摆谱。
先不说对面是享有赫赫武勋的舰队提督，此次是在“友好交流”的名目下前来帮助拉普兰整顿和推动军事改革。如今拉普兰的立场本身就使得其贵族和军人在面对帝国时缺少底气。
半年前的共同会议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确保拉普兰永久中立地位的《波恩条约》上签字，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拉普兰的永久中立地位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理论上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包括拉普兰自己在内，没有谁会真的相信靠一纸文书就能彻底保障和平与中立。
特别是面对罗斯联合公国的时候。
基于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公国一直对拉普兰抱有野心。照道理说，在波恩遭到整个世界的反对意见，被迫在《波恩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公国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集中精力处理内政、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修补和各国之间的关系等等重要事务。然而公国却并没有这么干，反倒是不断加强针对卡累利阿地峡的军事部署，并且在国内舆论上制造针对拉普兰的不友善气氛。
从种种迹象来看，公国显然是有一些“睦邻亲善之外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已经进入规划筹备阶段了。
身为多年的老邻居、老对手，拉普兰对公国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就连公国行为背后的想法都一清二楚。
简单来说，公国已经到了必须用一场“不大不小的胜利”来缓和国内危机的地步了。
公国的危机源自于其上层发起的改革，即终结农奴制度，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这一十分美好的愿景，为这个老旧腐朽的国家送来一丝清风的同时，也开始动摇整个国家的基石。
近代化的本质乃是资本力量的快速积累和发展，城市化是资本发展的次生品。为了满足设立在城市内各种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青壮年拖家带口大举迁入城市。当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后，其粮食供应势必有所削弱。此外，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增长，城市对各类农作物和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受此前的战乱影响，帝国、阿尔比昂、卡斯蒂利亚都是公国产粮食的主要买家，公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用于出口。随着战争结束，国际间心照不宣的备战工作开始，对公国产粮食的供应需求并未受停战影响，还在持续增长。
需求刺激着生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一部分有远见的贵族、地主尝试引入外国最新式的农机设备和农业知识，兴建水利灌溉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耕种体系，努力增产以满足市场需要。但这一部分人在公国中上层中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贵族和地主认为改进种植方式、引进外国技术所付出的成本远比直接压榨农奴要多得多（事实也是如此）。比起耗时费钱去做长远规划及改变，他们更热衷于采取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于是，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奴生活越发每况愈下。一些地区的农奴往往辛劳一年却连养活一家人的口粮都剩不下。
在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的压迫和负担之下，逃亡或者借高利贷赎身，举家迁入城市去工厂打工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可这一来就造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地主为了阻止农奴离开，不断提高赎金，或者干脆用暴力阻止农奴离开，这就导致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升级。
除了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新兴的资本力量与传统的地主、贵族阶级的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增加。
由于备战的需求、国家对工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新技术的持续注入，公国的资本力量发展可以用进展迅猛来形容。伴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各类工厂开始大量取代传统手工作坊。当城镇人口已经无法满足日渐扩张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时，雇主们赫然发现公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正被锁链锁在农田里。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受人工成本的影响，各种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市场消费意愿普遍不强，完全无法和性能更好、价格相对适中的帝国同类产品竞争。这对正在发展阶段的公国资本力量可谓打击严重。
纵观以上种种现象，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度都是公国的基石，但面对眼下的困局，如果公国不做出改变。曾经的基石一样可以拿来当墓石用。
充分理解这一点后，公国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义颁布《废除农奴制度敕令》既符合现实需求，也顺应民意。可这一纸敕令并未让公国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平息下去，反而是让矛盾越发尖锐激烈了。
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弥平社会矛盾的改革，都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释出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最底层的民众获得足够改善生活状况的必要资源。但又有多少上位者肯做出改变，松一松手掌，让利益从指缝里漏出一些，施舍给蝼蚁一般的民众呢?或许会有明智之人认识到状况，可这些人终究只是少数，不足以改变整体局势。更何况全公国最大的地主就是沙皇本人，要让“小爸爸”主动割肉给“牲口”……怎么想都觉得不靠谱。
所以，所谓废除农奴制的实质，只是公国上层基于国内危机被迫仿效查理曼、阿尔比昂曾经的行为，是一场以骗代奴的忽悠戏码而已。不过是将“农奴”的头衔换成了“佃户”，给予了他们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力。理论上来讲，在司法层面上，这些人享有和地主一样的地位，而且还能在地方自治的“缙绅会议”上投票。可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要没人买票，选举权不可能凭空变出面包。而有了人身自由又如何?这对养家糊口有帮助吗?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同样没有意义，以公国的状况，有钱人和权力者有太多太多的办法去处理纠纷了，不谈买凶杀人之类的“粗暴手段”，光打官司产生的费用就足以让一般家庭破产，全家流落街头，或是受不了压力自杀和被送进疯人院。遑论其它手段。
从结果上来讲，公国废除农奴制的行为只是拿走了物理上的锁链，无形的锁链依然存在。施舍给农奴“自由”，无非是让他们从被皮鞭催着干活向自觉自愿没日没夜劳作转变，或是方便这些劳动力走出农田，向需要他们的地方流动而已。
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成千上万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走入城市，涌入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潮流之中。大量劳动力的加入使得公国工业发展堪称令人振奋。并且出现了从粮食、原材料出口向初级工业品加工发展的迹象。然而好景不长，迅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很快就趋于饱和，超出了需求上限，直接导致劳动力价格走低，失业率不断增长。因为有一技之长或足够幸运的人固然保住了工作，但也只能勉强糊口，尝尽贫困滋味；那些没了土地又没了工作的人被迫流落街头，成为贫民窟里的流民。这些连社会底层都无法立足的人在现实的折磨下纷纷转变成暴徒、无政府主义者、犯罪者以及其它不安定因素。
与之相对，底层日益加剧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公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滞销、利润下降的现象越发严重，导致资本家持续缩减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反过来又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率，从而将更多人推落贫困线以下的悬崖。与此同时，由于投入生产已经无法获得利益，大量资本开始向投机市场流动，游资不断抬高或压低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获利，严重扰乱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的贫苦。
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国的社会正日趋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