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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四章 联名

又过了一个多月北京寄来封信,让回北京到北京的大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然后把检查表格交到劳改农场。

刘炳坤便火速回到北京,在北大医院检查了一遍身体,幸好身体无大碍,才把检查身体的表格填好。

把表格交上的第二天,劳改农场又来电话,让刘炳坤去劳改农场和农场的几个主要干部见见面,其实就是面试。

刘炳坤便穿的整整齐齐去了,由于副场长是刘炳坤父亲的老下级,所以面试只是个形式,见了面聊两句,谈谈对劳改知识的见解,谈谈调到劳改农场后好好干的决心,很顺利地便通过了。

刘炳坤回厂后,觉得往北京调的事十成有了七八成,心情也好了,笑脸也多了,一心等着调令下来,自己好早日办手续,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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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红做了个噩梦,梦见许加添满脸是血站在自己面前,看不清眼睛鼻子嘴。“怎么梦见他呢,莫名其妙的。”赵卫红嘴里虽然说着,但心里仍呯呯乱跳。

他个狗日的,刚从监狱放出几年,怎么又闯出泼天大祸,还是又和人打架斗殴,被人打个伤残,扔在山沟。

赵卫红胡思乱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倒不是如何怀恋许加添,而是怕许加添万一真出个好歹,梦琼的亲爹没了,王大力和许加添一但抛弃梦琼,梦琼将是无家可归。想到此,她便买了机票,回到中国。

来到忻县,刚好徐风霞不在,王大力和梦琼在家。“梦琼!”赵卫红一进屋,便叫了声。

梦琼正坐桌前写作业,听到喊声,见是赵卫红,忙喊:“妈!”

赵卫红疾步走上前,弯腰,亲了一下梦琼的脸。“你怎么来了?”王大力好奇地问。

“我做了个梦,梦见许加添满脸血,看不清眉和眼,心里不安,便赶回来看看。”

“你看他做什么,他不干好事。”王大力说。

“他出事了?”

“我爸死了!”梦琼低声说。

赵卫红听了这句话,忙问怎么死的。王大力便把许加添如何抢人钱财,如果被捕又上告,最后被枪毙讲了一遍,赵卫红唏嘘不已,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把梦琼带出国。”

“你不是早想把梦琼带出国么,但是能带的出去么?”

“试试吧?”徐风霞下班回家,也点头同意了。第二天赵卫红便把梦琼带回北京。

赵卫红让梦琼先在母亲家住上几天,自己去给梦琼办出国手续,只是连去了几天,连出国的护照都没拿下来,赵卫红叹道:“中国人那么多,出去点人不是减轻国内些压力吗,怎么不给办护照呢?”

办手续的人告诉他,他们只按规定来发护照,你的申请都符合要求了,就可以办出国护照,你的申请不符合要求,他的自然不能私自给你办护照。

赵卫红知道,又是卡在不能证明梦琼是自己亲女儿这上了,无奈,只好等梦琼再长几年,长到十六七岁,办一个出国留学算了,那是也不需要什么是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证明了。

再把梦琼送回山西,送到徐风霞处,赵卫红有些不舍得,便想先放自己母亲家几年,花点钱,在北京找个小学接着上学,直到她能留学的年龄。

梦琼一进姥姥家门,赵卫红的母亲倒是挺喜欢,小女孩长的又漂亮,又乖巧。那模样活脱脱像个小时候的赵卫红,嘴也挺甜,姥姥,姥爷叫的都挺亲的。

赵卫红的母亲也挺怜惜她,在山西自个生的,在山西长到十岁,小外孙女够可怜的,有娘不能认,认别人当娘,吃人家的饭,看人家的脸色。

如今她亲爹又让人崩了,更是孤苦零丁,想和这外孙女多亲热亲热,可是这外孙女口里虽然叫着姥姥,眼光里却总显出对自己的生份,给她穿衣,她说:“姥姥,我自己会穿。”便不让别人替她穿,她自个穿。

吃饭时,往她碗里夹几块肉,她也会说:“姥姥,我自己会夹!”叮嘱她出门时早出早回,她会说:“姥姥,来几天了,我熟悉路,丢不了的。”

什么事好像都想把她这个亲姥姥拒之千里之外,让人想亲近都亲近不得。更是无事时,她便独自坐在电视前,默不作声地看电视,连她的呼吸咳嗽声都听不到,静的让人担心。

或者一个人坐在窗前,睁着两只忧郁的大眼,凝固了似地看着窗外。赵卫红跑了几家学校,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都没办成让梦琼上学的事,梦琼多次问,赵卫红都说:“别着急,反正你今后不是出国,就是在北京,安心在姥姥家住着吧。”

小梦琼竟也不再继续问,又坐在电视机前静静地看电视了。赵卫红的母亲看到梦琼几次坐在屋角暗暗流泪,见姥姥来,忙低头擦泪,然后装作无事般样,又抬起头,姥姥问:“梦琼,哭了,什么事啊?”

“姥姥,我没哭,眼里迷了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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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你家的小闺女是谁啊?”赵卫红的母亲姓张,退休前曾在小学当教师,所以街坊都这样称呼她。

赵卫红的母亲一看,是同楼住的街坊李老师,只见这胖老太太提着一捆菜,在问自己。“这是我们家一个亲戚。”

赵卫红的母亲连忙编了个瞎话,因为她不知如何说梦琼与自己的关系,说梦琼是自己外孙女,街坊又知道赵卫红和王大力刚结婚两年又离了,怀孕过一次,但流产了,她不可能有女儿,岁数也不对。

不说是她女儿吧,梦琼又住在自己家,又常出入,街坊四邻又能看到。“这小闺女长的挺漂亮,我怎么看着长的像卫红,和卫红小时候的样差不多。”

“我们家亲戚吗,自然都长的有些像了。”赵卫红母亲忙应付道。

“这小姑娘在北京多住些日子,样子怪喜人的。”

“可不是,挺招人喜欢的。”赵卫红母亲说。

李老师提着菜进楼道了,赵卫红母亲也要进楼道,习惯地一看自家二楼的窗户,见窗户上正伸出一个小脑袋,细看,原是梦琼。

这丫头是不是刚才听到话了?赵卫红的母亲想。

“梦琼,刚才你听到我在楼外和一个老奶奶的话了吗?”赵卫红的母亲问。

“没听到。”梦琼的声音很小。

“真没听到?”

“没听到。”梦琼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英语书,翻看起来。

这丫头听没听到我和李老师的话呢,如果听到我说她是我家亲戚,她以为我嫌弃她呢,其实我也是出于无奈。赵卫红的母亲想。

晚上吃过饭,便把这事对赵卫红的父亲讲了,赵卫红的父亲想了想说:“你不应该这么说,梦琼听到,一定会伤了她的自尊的。”

“那怎么说呀?”赵卫红的母亲问。

“应该说这个小女孩,是我爱人他父亲的重孙女,不就行了。”

“那不是一样么,说是你孙女,不是省事?”

“不能那样讲,那样讲别人一下就联想到可能是赵卫红的女儿,人们知道梦琼身世后,会瞧不起她,歧视她,鄙夷她,你要讲是我爱人的他父亲的重孙女。

她们不知道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以为还有其它的儿子,也就是不能确定梦琼是我的孙女还不是我的孙女,事物进入不确定性,她们只能猜测,她们也就不会歧视梦琼了。”

赵卫红回家,赵卫红的母亲也把这事告诉了她,并说了她当教授父亲的注意,赵卫红笑了笑说:“管她们说什么呢,再问就直说是我的女儿,如果问怎么这么大了,就说插队时生的,问她爸呢,告诉她们去天国了,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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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想回家!”屋里只有赵卫红和梦琼时,梦琼摇摇赵卫红的胳膊说。

“咱这儿就是在家里啊!”赵卫红好生奇怪地问。

“我想回忻县那个家!”

“这不好?”

“好。”

“这是楼房,又有电视,比忻县那没有电视的平房不好?”

“我呆在这里,反正别扭,呆不惯。”梦琼低声说。

“这有你的亲妈,亲姥姥,亲姥爷,忻县有你什么,只能叫养父,养母。”

“我养父还和你结过婚呢。”梦琼说。

“和我结婚和你有什么关系?从血缘上讲,你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学校,你先在北京上学,再长个五六年,我给你办到澳大利亚留学,妈在那儿有房子,你去留学就别回来了。以后就和妈在澳大利亚一块过了,不回来了。”

“那我忻县的妈和爸怎么办,我那弟弟怎么办?”小梦琼问道。

“他们就在忻县生活吧,等你那弟弟长到十六七岁,我把他也办到澳大利亚留学,让他天天和你在一块。”

“妈,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我想回忻县。”

“你怎么这么个贱命啊,在北京楼房里不愿意住,在北京白面不愿意吃,非要回山西住那破平房吃高粱面!”赵卫红生了气。

“什么叫贱命啊?”梦琼问。

“贱命,就是不值钱的命,低下,狗屎糊不上墙。”

“狗屎怎么糊不上墙啊?”梦琼又问。

“狗屎稀,贴墙上又掉下来!”

“不会等干些,再往墙上糊,便可以糊上墙了。”梦琼说。

赵卫红奔波一月余,仍没有找到愿意接收梦琼的学校,梦琼又老吵着要回山西忻县的家,没办法,赵卫红只得先把梦琼送回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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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力到县城街上准备买点东西,恰巧碰到鲜可欣。“可欣,你那胖儿子长到几斤了?”王大力问。

“快二十斤了!”鲜可欣颇为得意地说。

“咱哥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到饭馆里喝一顿吧!”

“行!”二人便进了东方红饭馆,刚坐下,门帘掀动,又进来俩人。王大力一看,是刘炳坤和杨树林,王大力便和她们打了下招呼。

“喝呢?”刘炳坤问。

“刚来。”鲜可欣说。

“坐下一块喝吧!”刘炳坤边说边和杨树林坐到同一个桌子边。

“这椅子不太干净,树林,到柜台要张报纸擦擦,顺便买几个白水羊头,一斤酒,四碗大肉面。”刘炳坤边说,边递过十元钱。

“我掏吧!”王大力也掏出十元钱,杨树林接过二十块钱到柜台去了。一会儿买了票,杨树林便拿着一张报纸回来,刘炳坤把报纸一扯为二,用一半擦擦凳子,一半放桌上。

鲜可欣拿过那未用的报纸,正要擦凳,猛然看到上面一篇社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大大的黑体字赫然在目,他不由自主地看了起来,边看边说:“嘿,真棒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都发社论了,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解放,重新工作,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闹革命,都要恢复上课和恢复生产,文化革命抄的家,都要还给人家,凡是文化革命重大的事,都要翻过来。”

“真的?”王大力问。

“这是中央的社论,还有假?”鲜可欣指指报纸说。

“咱插队算不算文化革命中间发生的大事,是不是也得翻过来,让咱们返回北京啊?”杨树林说道。

“对啊,文化大革命遣返回老家的地富反坏右,都回北京了,右派也平反,也回北京了。连国民党关在共产党监狱里的师团长都大赦回北京了,咱们为什么不能回?”鲜可欣拿着报纸说。

“咱们插队时,我还不够十八岁呢,还不算成人,我们学校插队一锅端,第一批就给咱们弄山西来了,你说那不算强迫算什么?”王大力说。

“可是人家邢燕子,董家耕也插了几十年队?”鲜可欣若有所思地说。

“邢燕子,董家耕人家那是自愿的,写了几次申请,表了多少决心去的,人家插队,又当先进,又入党,又当干部,又当县革委副主任,又被周总理接见,我要有那么多好处,我也不回。”几人议论纷纷。

“要不,咱们给北京市委写封信,把咱们这社论的理解和咱们现在的困难,和要求回北京的心写封信,给北京市领导寄去,怎么样?”刘炳坤说。

“行啊!”几个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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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上电大课时的课余时间,王大力把那份登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纸拿出来,让电大班的其他北京知青看,电大班北京知青立刻围了过来。

王大力还没说出自己几人在饭馆中说的话,电大班一个叫曹布衣的男知青便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应该彻底否定插队,插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产物,咱们应该给中央写信反映咱们的情况,要求回北京!”

“对呀!”另一个叫南施显的北京知青附和。

“可不是嘛!”个子不高的北京知青霍七中嚷道:“插队,咱们意见,可是你一碗水要端平啊,或是一辈子插队,或是三五年轮一回,总得有一个制度吧。插队,咱全国高三初三全插,一个不剩,咱插队了,他们留北京工厂了。

或者是只要插队了,一个都不许回北京,别今天这个参军,那个上大学,那个老子退休可以顶替,那个他妈**疼无人照顾,把他调回去照顾。什么理由,都是找路子回北京,没路子的,只能眼巴巴留在这里,这叫公平吗?这叫一碗水端平了吗?”

“可不是么。”曹布衣接上说:“云南知青调回北京了,东北知青调回北京了,上大学的回去了,家里无人照顾的回去了,老干部平反也把他们子女弄回去了,一个蛋糕切成八块,七块都想法设法回北京了,单把咱们留山西了,真是哭的孩子有奶吃。

不行,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如果干等着,到了四十岁以后家里北京父母没了,咱北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咱们的子女也会因为咱们今天的懦弱而呆在山西,北京不拿咱们当北京人,山西不拿咱们当山西人。”大家议论纷纷,连男带女,电大班所有知青都围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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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王大力正在上班,曹布衣和南施显到热风炉值班室找到他说:“你出来,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王大力随他们走出值班室。

他们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曹布衣掏出张纸说:“这是我和南施显,霍七中几个人起草的信。”

“什么信?”王大力问。

“就是以这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为理论根据,以咱们实际的生活困难为理由,摆事实,讲道理,对比外地知青调回北京的情况,写调回北京的请求,给北京市委写一封,给中央写一封,最好多找几个知青签名。”

“行。”王大力觉得人前咱也不能露怯啊,看了看信,内容基本和那天在饭馆和鲜可欣,刘炳坤,杨树林几人吃饭时议论的内容差不多,觉得没有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语,便签上自己的名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