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韩元嘉的师范学生谨慎的举手发言道：“营长，我听学校里的共产党宣传，说委员长和国军都想投降打内战，才让日本人打到华北，是不是真的啊？”
马丙笃微笑一下：“小韩同学不要紧张，咱们在军队里和党派政治无关，再说现在全国统一抗战，共产党也是抗日的中国人，八路军也是我们的友军，不过他们的宣传也有过当之处。你们以后的路还很长，现在在这个洞子里我可不当自己是营长，而是作为之琚的兄长和大家多说几句我的浅见，你们姑且听之。”马丙笃摆手制止了一个掏出纸笔想做记录的学生，继续对直腰聆听的学生们说：“张少帅也罢，宋军长也罢，包括委员长，我敢断言没有一个想投降的，否则当年也不会从血火中拼杀了。民国十七年，张少帅在东北易帜，使三千万同胞真正在法统上成为我们的手足，可能有同学会说，张大帅的起家也是受了日本人的扶助，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军阀们哪个背后没有列强身影，不过张大帅在大节上无亏中华民族，所以才有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的结局。
再说宋哲元军长，宋军长是山东人，生活简朴、尊师重教，早年治军更是严谨，也是我们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民国十四年，宋军长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时，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了蚕蜂学校推广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了一所军械厂，仿制的德国毛瑟二十响驳壳枪也是很有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军长即率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咱们胡参座还把电文给我念过，电文上说‘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民国二十二年为守卫热河打响的长城抗战大家都听说过，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提一下，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望风逃脱，宋军长带二十九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现在传唱最广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唱的这段故事。
最后再说委员长，按纪律我们革命军人不能议论领袖长官，可是同学们既然听了这种投降传闻，我也应该把自己知道的说说。我们总说中国革命自辛亥始，辛亥起事灭亡了满清，但先总理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就是指的军阀割据，所以中国革命的真正成功是自广东出发的两次北伐，而这两次北伐都是委员长亲自指挥的，现在中国的军阀除了在偏远省份还有残喘，如中原、两广、两湖、两浙哪里还有军阀的踪迹！民生得以恢复，实在是国人幸事。前年开始统一金融发行法币，国民政府定都在南京，却为当年的北京国民政府承担了六亿多美元的外债，到七七前夕，已经偿还了百分之九十之多，而我国的债券在伦敦交易所形势上涨，价格可是超过同期发行的日本债券，地方省份也纷纷放弃省内货币而改用法币，中华经济得以统一。日本人挑这个时候动手也是经过思考的，若再给中国十年和平，我们的国力和军备得以发展，有了经过整训的三百万军队如何不收复东北？那时在喜峰口上抡大刀的恐怕就成了日本鬼子了。大家不用笑，这话是有些远了，说近的吧，我刚自川康执行任务回来，那里从前清时就是藩王土司自立的局面，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专管蒙藏回疆等民族地区的事务，同时将宁夏和青海分别建为行省，现在西康也是建省在即，这可算真正的我国管辖的领土。还有同学们关心的文化方面，战事刚起时，委员长这保护教育的命令就下达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都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估计下月就要开课，这点同学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听到这里有个戴眼镜的矮小学生插话：“是啊，我表哥就上的南开大学，现在应该在湖南长沙了。”
马丙笃看学生们听进去了，把话锋突然一转：“刚才这些都是三位长官为国为民所做的建树，可是到抗日一事却惹来众多非议，原因何在？我想不是三位长官不思抵抗，而是我国可战之力太少。坊间流传委员长曾有手谕给张少帅放弃抵抗，同学们，不要告诉我你们也相信这个吧？自张大帅奉系成军以来，一直站在北京国民政府的后面与南京政府打口水仗，何曾遵从过中央一纸号令？日本人在东北挑起事变后，张少帅难道就会听命于委员长的一纸手谕放弃抵抗？这种关乎国家危亡的决定绝不是一张纸那么儿戏，我想张少帅对日本人的行动判断有误，以为日本人不可能占领全中国，所以才避免刺激，不给扩大战事的借口，张少帅看中的是战术，却犯了战略失误。
而宋军长在平津独挡日军，似乎也有消极投降的样子，大家也从报纸上看到国人的口诛笔伐，为什么宋军长当年握大刀的手如今却和日本人频频举杯呢？原因还是一个实力，国人喜爱政治，以热血自居，这是好事，但同学们今天在战场上看到，我们面对的日军武备精良，作战犀利，我们往往牺牲十余人，才可以给日军一人杀伤，有同学也会想，如同三营的弟兄用性命去炸战车，大不了我们多死些人就能打败小日本，可是战车靠着多死人还能换，那日本人的飞机、军舰我们用什么来换！人家不用在地面上和我们作战，只要派几十艘军舰北起辽东，南到广西，把我们的海港和江河口堵住，那时候我们什么也别做，统统回家种地吧！以前的列强不都是这么欺负我们的？！只是日本人狼子野心想吞并我们，这才有了华北和淞沪的战事。如果不是日本人在上海又辟战场，南京震荡，进而动摇我国根本，恐怕仅靠华北事变，国民政府还不会轻言开战的！”
同学们本来都是聪明人，马丙笃说的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按照马丙笃的说法，上自领袖下自军官，似乎觉得抗日无望，学生们的心情一下跌到谷底。
沉寂了一会，马丙笃又说道：“我说这些不是惧怕战争，而是我国的国情军力确实不宜打仗，所以委员长在庐山上也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各种和平举措没有效果，只有被迫还击。其实大家放心，只要从政府到民众，全面抵抗的决心已下，日本人就没那么可怕了，大不了拼了我们十多年的建设，打成一片焦土从头再来。我们的日子苦，日本人也不轻松，中国面积巨大，日本人在东北和苏俄已经接触，必须保持五十万以上庞大兵力进行防守，现在华北陈兵十余万，又在上海派遣三十万军队动手，国内兵力已经不敷，再加上日本列岛环海，国内资源馈乏，我听说很多日本人吃的还不如我们呢！”
这话引来轰然笑声，沈伯溪问道：“营长，可是按你所说，我们拼尽全力也似乎徒劳，日本人的飞机军舰我们打不着啊。”
马丙笃终于把学生们的思想引到自己铺垫的地方：“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指望列强援助我们飞机军舰？不可能！这世上没有白给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估计只是比日本人索取的要小一些罢了。所以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没有飞机我们就造飞机，没有军舰我们就造军舰，同学们，抗战刚开始就有海外同胞回国参战的，其中不乏很多军事工程技术人员，难道也让他们拿步枪去冲锋吗？”
唐之琚这时接道：“肯定不行，要让他们到大后方生产武器，好交给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马丙笃点点头：“是的，可是我们的矿山、钢厂、电厂这些军工基础都缺人啊，回国的高级人员总不能从开矿炼钢开始干吧！”
沈伯溪这时也清楚了马丙笃的用意，大声说：“营长，我明白了，你是让我们回到后方去参加抗日生产，我现在也想通了，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修枪弄*，而是要到更有用的地方去，我是学冶金的，我回去就报名去武汉钢厂！”其他同学也纷纷提出同样的看法，卫得胜在旁边一直默默听，心里对马丙笃佩服万分，以前团长营长连哄带吓都没把这群学生劝回，代理营长十几分钟的聊天就让学生们打道回府——不，是换了岗位，在更有用的地方进行抗日。马丙笃做通学生思想更是高兴，反而劝止道：“你们可别现在就走，刚才之琚说电控*搞出来了，把这技术交给工兵排长方近山，以后我们就能再给鬼子坦克打伏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