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毛泽东准备随部队进入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所担心的事又成了现实：“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虽说在所料之中，但对张国焘如此目无中央的行为仍然感到愤慨。毛泽东十分清楚，一旦进入草地之后，就很难再和张国焘发生联系，等到五天之后走出了草地，真不知道这个张国焘会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引向何方？为此，他和同行的张闻天等领导协商，决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报：
国焘同志：
政治局对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出墨洼、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与此同时，毛泽东考虑到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均与张国焘共事多年，且又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故请徐、陈二位把中央的意见也电告张国焘，希望张能放弃错误的进军路线，服从中央决定，使左路军迅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这时，坚定执行中央路线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遂“和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于八月二十四日联名给张国焘、朱德发去电文，现摘录如下：
……
（二）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哈，拟出夏、洮。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在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分定或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三）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也就在这前后，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杀掉之后，给每人一份当干粮。毛泽东特别嘱咐：首先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在分配牛肉的时候，警卫队长考虑到贺子珍重伤之后身体特别虚弱，因此，就多分给了她一些。毛泽东一看贺子珍分得的牛肉比他的老师徐特立还多，就认为这是搞特殊化，非常生气地找来了秘书长刘英，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还多呢？”
刘英很少见毛泽东发这样大的脾气，就是他的内弟被枪毙之后，他也没有说过什么。为此，她忙解释：
“主席，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负责分的。”
“你立即替我去找他，我——还有子珍可不能搞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当即去找了邹队长，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他。这位邹队长为难地说道：
“哎呀，现在都分完了，就剩下毛主席、洛甫几位首长的了，这可怎么办呢？”
“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刘英说道。
最后，邹队长只好从毛泽东、洛甫等几位领导应分牛肉中割下一部分，补给这几位长征中的革命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放心地点了点头。
接着，毛泽东跟随部队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行进。
红军走过的草地叫若尔盖大草原：南起毛儿盖，北至包座，东迄松潘，西到青海，方圆数百公里。
所谓草地，是长年没有办法排水的低洼沼泽地，生长着茂密的野草。这片水养草丰、草遮水貌的一望无际的若尔盖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飘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史为神奇的，也是给红军造成最大困难的是变幻莫测的气候，“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加之“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会被吞没。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因此，徐向前对过草地做过如下评述：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类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
为了战胜草地行军的各种困难，毛泽东不仅要统筹全局，关心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战略的实施，而且还要在过草地的时候以身作则，为广大的指战员做出榜样，更为重要的是还要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采取措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饥饿的威胁，是草地行军的最大困难。由于草地是一片泽国，且又气候无常，很难找到可供取暖烧饭的树枝与干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与战士们烧点开水，就着用青稞做的炒面吃。或许是老天爷有意考验红军的毅力，过草地的第一天就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遭雨水淋过的青稞做的炒面变成了疙瘩，吃到嘴里真不是个滋味。不久，带的口粮日渐减少，毛泽东等就组织有经验的同志在草地中挖野菜，乐观地称为当代的神农氏“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不让个人随意地乱挖乱吃，以减少红军指战员中毒，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最后，带的粮食吃光了，毛泽东等领导下令腾出驮运物资的无言战友——马匹、牦牛，以及除去年长的领导同志以外，都要把分配的坐骑交出，供宰杀食用……总之，当饿得没有力气的红军指战员，看到自己的领袖不仅和自己一样用野菜果腹，而且还杀掉了自己的战马，人人都增添了无穷尽的精神力量！
这样一来，随着向草地深处挺进，红军的马匹与牦牛就越来越少了。这不仅增加了指战员们的负担，而且许多重残伤病员也没有了马骑，因此，牺牲在草地上的同志也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看着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的一具又一具尸体，泪水默默地咽到自己的肚里。
一天，他与休养连相遇了，看见已经年满五十八岁的老师徐特立站在草地上，正在和年过半百的老红军谢觉哉在推让少半袋炒面。只听徐老在说：
“老谢啊，我听说你光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把自己的口粮让给小同志们吃，落得今日‘断粮’吃野菜的地步，我这儿还有二三斤炒面，你就留下吃吧！”
“徐老啊，”谢觉哉边推让边激动地说，“你的年纪比我大，多少天来我都看到你老是吃野菜，没有吃粮食，现在你怎么能把剩下的干粮送给我呢，你还是留着吧！”
“老谢啊，”徐特立诚挚地说道，“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的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草，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如果再不吃点粮食就不行了，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倒下去呀！”
毛泽东看着这两位革命老人推让这小半袋炒面的情景，心里泛起一阵阵说不清的滋味。他双手捧着自己所剩不多的炒面走到这两位革命老人的身边说道：
“谢老，你就收下徐老送的干粮吧！我是徐老的学生，就让我把这点干粮孝敬给恩师吧！”
“不，不……你还是留给自己和子珍吃吧！”谢老和徐老几乎是同时说道。
毛泽东只好转移话题。他突然发现徐老的身上背着一个行囊，很惊奇地问道：
“徐老，你的马呢？”
徐特立把头一昂，做出老当益壮的样子，说道：
“我们红军大学的三个学生病了，我就给自己的这头骡子找到了工作，让它驮着包袱、行李，不就给学生们减少了负担了吗？我走走，不要紧。”
毛泽东刚一喊“警卫员！”谢觉哉忙说道：
“主席，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那徐老的马……”
“我们两个人合着用我的一匹马就够了。”接着，谢觉哉又解释道，“徐老不骑马，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在行军中，战士们都喊着‘向徐老学习’呢！”
此刻，毛泽东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从这两位革命老人的身上，看到了红军的希望！
衣单身寒，则是红军过草地的又一大困难。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时候，每人身上就穿了一身单衣。到了遵义，由于时至一月，每人又发了一套军装。可以想见，经过十个月的转战，每人穿的都已衣衫褴褛了！为了抵御寒冷，只好找各种野兽皮——如羊皮、驼皮、狗皮，还有极少的虎皮、豹皮等披在身上。“有的同志既无军帽，又无雨伞、斗笠，成了‘秃头军’，任凭日晒雨淋。一日艰苦行军，到了宿营地，既无房子可以躲避暴风雨和冰雪的袭击，又无干柴可供烤火。战士们只能找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些草叶子垫在湿地上，几个人背靠着背地坐着睡觉。”每当半夜里狂风卷着雪花袭来的时候，毛泽东等就赶忙起身，“开展唱歌、讲故事和篝火晚会活动，激发部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组织思想和体力互助，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使得红军战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草地上的不眠之夜，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将要被风雪冻死的红军战士。
不久，每到夜幕降临到大地的时候，草地上就生起了一片片篝火，在草地跋涉一天的红军指战员就围坐在篝火旁边，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哼唱着家乡的山歌，寄托着他们无限的思念……
每当夜幕笼罩着草地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地一人站在一个高坡上，静静地观看这无边无际的篝火，默默地倾听这似如昨日的歌声，他的思绪似乎又随着这篝火、这歌声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又是一个这样的晚上，毛泽东正要前去看望休养连的同志的时候，负责殿后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等赶到了，向他汇报有关红军过草地的情况。当他听说红军因缺衣少食而减员过多之后，难过地摇摇头，随后坚定地告诉彭德怀：求助于精神的力量。接着，他与彭德怀相约去探视休养连的老同志，同行的还有革命老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人。他们沿着漆黑的草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在不远的地方点着一堆篝火，“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衣服、烤火取暖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来消除一天的疲劳”。毛泽东等人来了之后，就把自己的包袱、油布垫在地下，十分随便地坐了下来。接着，彭德怀大声地说：
“同志们！我请毛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好吗？”
休养连的同志一听禁不住地鼓掌欢迎。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近八年的战斗生涯，结成了超越领袖与士兵的关系。换句话说：毛泽东钟爱这些生死与共的指战员，而这些指战员也热爱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长年来，他们一听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讲话，心里就生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泽东讲完话后，又指着身旁的成仿吾大声说道：
“同志们，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
成仿吾是湖南新化人，与毛泽东是同乡。他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后到广州，出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之后赴欧洲学习，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一九三一年回国，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后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张国焘的情况，不久转入中央苏区，参加长征。当他听到毛泽东的点将之后，十分谦虚地“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献身革命事业的成长过程，使大家听了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接着，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
“同志们，我听说蔡畅同志会唱《马赛曲》，下边，大家热烈欢迎她再给大家唱一遍好不好？”
“好——！”
随着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蔡畅走到篝火前边，她酝酿了一下情绪，用法语放声唱起了《马赛曲》。
《马赛曲》是法国的革命歌曲。大凡去过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家都会唱这首《马赛曲》。就是没有到过法国的知识分子，也多数会唱这首有名的革命歌曲。因此，随着蔡畅的歌声，徐特立、成仿吾、董必武、谢觉哉、冯雪峰、李一氓、李伯钊……都情不由己地站起身来，放声唱起了《马赛曲》。顷刻之间，在这漫漫的草地夜空回荡着混声合唱《马赛曲》的歌声……
歌声终于结束了，毛泽东激动地带头鼓掌，连声说着“唱得好！唱得好……”接着，他又大声地说道：
“同志们，你们唱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从你们的歌声中感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我想，董老是会同意我的话的。”
董必武是中国觉醒比较早的大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漫漫的草地之夜，他听着这不同凡响的《马赛曲》，当然会有很多感想。因此，他大声地说道：
“主席说得好！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国初期的同盟会员，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在千里草地上唱《马赛曲》，而且是由蔡畅同志用法文领唱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秋瑾。”
对此，毛泽东也感慨万端。他十分骄傲地介绍道：
“同志们，和你们坐在一起的除了成仿吾同志以外，还有大文学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创举，而且也是中国文人的骄傲！”
这时，蔡畅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小声地问道：
“主席，你有办法驱散大家的疲劳和饥饿吗？”
毛泽东为难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又指着一位个头不高，却十分干练的女红军干部，说道：
“同志们，在你们当中还有大戏剧家李伯钊同志、危拱之同志，她们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中豪杰。我提议：请伯钊同志给大家跳苏联红军舞好不好？”
“好——！”
危拱之取出口琴，吹响了红军舞曲。接着，李伯钊随乐起舞。在她的带动下，在苏联留过学的张闻天等人加入了跳舞的行列。瞬间，草地篝火四周变成了跳舞的场地，疲劳而又饥饿的红军指战员精神焕发地跳起了苏联红军舞……
这时，毛泽东侧首看了看彭德怀，发现他正在憨笑着看红军指战员忘情地跳舞，遂关切地问道：
“老彭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彭德怀听后想起了在准备过草地的前夕，毛泽东把他请到毛儿盖，告诉他中央担心过草地的时候减员太多，又要应付紧急情况，决定由哪个部队为三军殿后伤了不少脑筋。是毛泽东亲自为红三军团争来的殿后任务。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些沉重地问道：
“老彭啊，红一军团为过草地的先锋，由剑英同志任先遣司令；红三军团殿后，就由你一个人负责可以吧？”
“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另外，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恩来和稼祥两位重病号交给你，他们的安全……”
“就全都包在我彭德怀的身上！”
“这我就放心了。”毛泽东沉吟片时，又问道，“你还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主席，我是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但不知……”
“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本意是：经过会理会议之后，他知道彭德怀心里有话不说，加之后来组成先遣司令部，由参谋长刘伯承出任司令，有关战役的组织与实施，也很少与彭德怀洽商。而今红军处在了关键的时刻，他希望彭德怀能把憋在肚里的话讲出来。但是，出毛泽东所料的是，彭德怀却只字未提这件事情。相反，他却很是沉重地说道：
“主席，周副主席和稼祥同志病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又随张国焘去了左路军，中央就剩下你和洛甫几位同志了，我真担心……”
毛泽东听后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情感，似乎在这瞬间想起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古语。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几尽本能地摆了摆手，要彭德怀不要说下去。稍顷，他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放心，在千里草地上是不会发生问题的。我最不放心的，是恩来和稼祥同志的身体。”
“我一定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
此刻，彭德怀回想起这段经过以后，自然就知道毛泽东所问：“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是在关心周恩来与王稼祥的身体情况。为此，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多年之后，《彭德怀传》一书做了如下的记述：
这时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他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说“抬！”当时，中央三人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找来，交代说：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小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还常常亲自抬着担架，走得又稳又快。
说到在过草地的时候为周恩来抬担架，还有一段感人的事迹，那就是红军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
陈赓与杨立三等抬着周恩来、王稼祥一进入草地，遍地是沼泽，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天气变幻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这些天来，所有红军指战员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身体无力，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就是只身走出草地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大事，何况还要再抬一副担架啊！但是，杨立三和战士们出于对周恩来的景仰，他们齐心协力地“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倒了。十九年后杨立三去世，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汇报之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关心地问道：
“小超同志的情况还好吧？”
“不太好。”
“为什么？”
“她险些把命丢在草地上。”
开始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根据组织的决定，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边。进入草地的第一天，突然乌云四起，雷电交加，天降大雨。这不仅增加了红军指战员穿越草地的困难，而且风雨也遮住了人们前进的视线。突然二声炸雷平地而起，震得大家禁不住地伸出双手，捂住了耳朵。但是，邓颖超骑的那匹战马却被雷声惊得离开队伍，在雨烟笼罩的草地上奔跑。很快，它跳进了一个泥潭，越陷越深，再也动不了。这时，邓颖超也从马上摔下来，双脚陷进泥潭里。她一动也不敢动，不然会愈陷愈深。前面的队伍早已消失在大雨如注的草地上，任凭她怎样呼救，也没有人答应；她侧首向身后的雨中望去，也看不见跟上来的队伍。怎么办？一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泥潭中拼命挣扎，结果会适得其反，渐渐地被泥潭吞食掉；一种是遇险不惊，靠着沉着和镇静，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陷进泥潭里。邓颖超是一位久经革命风雨考验的老同志了，她就独自一人兀立在泥潭中，小心翼翼地提着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使自己不被草地吃掉。但是，就是到了这样生命危急的关头，她想得更多的还是病中的周恩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了周恩来也要战胜泥潭，坚强地活下来。她等了很久很久，雷电之声远去了，大雨也渐渐地变小了，就要陷进泥潭中的邓颖超终于看到了后续部队，她大声地呼喊着，呼喊着……
不久，后面的部队终于听到了邓颖超的呼救声，他们急忙赶到近前一看，原来是红军指战员热爱的“邓大姐”掉进了泥潭中。大家向她伸出一根长长的竹竿，待到邓颖超双手紧紧抓住之后，大家又小心地把她从泥潭中慢慢地拉上来。
邓颖超得救了，当她转身再看那匹受惊的战马时，见它只剩一个高高昂起的头露在水面，两只无限伤感的大眼在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邓颖超也许是被雨水和泥水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她那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垮了下来。从第二天开始，她就发高烧、拉肚子。这时，周恩来虽然告别了死神，但他的高烧依然没有退去。凑巧的是，医生就剩下一支退烧的针了。周恩来说给邓颖超注射，邓颖超坚决要医生给周恩来注射。医生拧不过邓颖超，只好按照她的意愿给周恩来注射了。而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也终于挺了过来……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讲述后，为邓颖超的精神所感动。恰在这时，徐向前赶来向毛泽东报告：先遣队司令叶剑英率部已经攻占班佑，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并派人给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送来粮食和牦牛。毛泽东激动地大声说：
“同志们！剑英同志给大家送粮来了，快走啊！……”
十三
叶剑英于八月十八日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二六五两个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军长、***政委率三十军主力随后跟进。历经草地行军的各种磨难，终于到达了班佑。
班佑，被走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视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但是，这对叶剑英率领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比起在草地上风餐露宿要好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但是，胡宗南的部队是不让叶剑英同志美美地睡上一觉的。他刚刚在班佑安营扎寨，敌人又派了三千骑兵来袭扰。他“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狙击敌人，命令二**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并派人送给了正在过草地的中央领导和后续部队。后来，博古还不无感激地对叶剑英、程世才说：
“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也正是这次在班佑和敌人骑兵的遭遇战，使守敌胡宗南知道了红军一部穿过草地，到达班佑。胡宗南当即下令：命伍诚仁之四十九师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漳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不久前业已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不久，叶剑英获悉敌人的这一战略企图。他当即利用各种渠道侦察清楚：“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的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他认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先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因此，他焦急地等待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毛泽东主席的到来，以便确定包座战役的方案。
接着，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到达班佑，把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巴西。他们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之后，一致认为必须发起包座战役。同时，他们“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一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走出草地，进驻阿西之后，叶剑英与徐向前、陈昌浩遂赶到毛泽东的住地，汇报有关的情况。
首先，由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四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接着，徐向前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发起包座战役的设想。对此，他回忆道：
鉴于三军（即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即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军八十九师二**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做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毛泽东是主张初战必胜的大军事家。他知道包座之战关系全局，且又是走出草地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只能打胜。只有这样，才能给红军全体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为此，他在批准包座战役之后，又下令调来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亲自了解我军的战斗实力，并向程世才军长讲这次战役的意义。直到他认为万无一失时，他才对程世才说道：
“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三十军、四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或许在毛泽东的棋盘上，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以及在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部队，能否坚持中央北出甘南的路线，比发起包座战役更为重要。因此，他在向程世才询问过三十军的情况之后，又花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讲了全国形成的抗日形势，以及创建川陕甘苏维埃的有利条件。最后，他说：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徐向前与叶剑英赶往包座指挥战斗之后，毛泽东遂于八月二十九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两大主力红军北出甘南之后的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内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