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毛泽东在积极筹备有关北出甘南后的工作，但仍然因未收到张国焘的电文而焦急。他急于知道左路军的情况，遂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八月二十九日，请陈昌浩以个人的名义发了《关于右路军攻打上包座敌之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现摘录有关章节，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用心的良苦。
（丙）决三十军全部及X军大部去相机打上包座，四军一部去夜袭求吉寺。一军集巴西，少数至班佑待命。后须集中，决走包座、间隙一带与之决战。此地粮食缺，暂不前进与打得包座、间隙仍难持久。但路多向导，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丁）据向导说阿坝有路通郎木寺，大概要过大河。到班佑路大，详情不明，昆仑河走墨川下难徒涉，通草地……并不难，可几路纵队走，沿途注意骑兵集结，独妈番骑约七八百，在班佑西北走向东靠，及五军行进时，对此应特别注意。再班佑一带番骑扰乱，可集中约二千余。
翌日——八月三十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向右路军靠拢，并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了《关于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电》，明确提出了“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但是，他在这份电令结束的时候，又指示“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瑞龙在阿坝，将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在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这又明示出了他的南下决心。
但是，党中央仅仅知道张国焘命“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因此，毛泽东虽对其能否坚持到底仍打有问号，但心里还是比较信的。接着，他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攻打包座战役方面来。关于“包座大捷”，现摘录徐向前的回忆如下：
八月二十九日，我二**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营，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三十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二**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当夜，敌进至大戒寺。次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我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当天下午三时，我们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揳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割成三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我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求吉寺前沿。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我遂令部队停止进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
毛泽东获悉包座大捷的消息之后非常兴奋。正如徐向前总结的那样：“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史有巧合，就在毛泽东离开毛儿盖向草地挺进的同一天——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解决了与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矛盾，并促声明辞职的汪氏复职之后飞返成都；接着，他又收到胡宗南报告：红军一部业已通过草地，到达班佑。他真是吃惊不小！与此同时，他也为毛泽东的胆识和红军的精神所惊叹。当他平静之后，又命令行营参谋团制定新的作战部署，坚决把红军全歼在草地之中。就在传来包座战役四十九师全军覆没的当天——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以行营参谋团的名义下达了《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命令》。现摘录有关作战部署如下：
一、李家钰部，接通松潘，严密封锁岷江，堵匪东窜。
二、甘、青边区守备队，一律增强原来碉线工事，严密封锁，堵匪北窜。
三、刘文辉、李韫珩在金川部队，向绥靖、绰斯甲以北延伸，严密封锁，堵匪西窜。
四、邓锡侯部，抽集后方六团，第一部会同范绍增部，接通关口，连成懋、理封锁线；第二部会同杨森部，接通虹桥，连成两河口、理番封锁线；其追击队出两河口，向卓克基、壤口压迫。
五、范绍增部追击队，会同邓锡侯部，接通关口后，即向大秋地转进；而后向黑水河上游压迫。
六、杨森部，第一步会同邓锡侯部追击队进攻两河口后，即转向虹桥，沿抚边河筑碉封锁。上列四、五、六等三条，均系逐段推进，连成严密封锁线，堵匪南窜。
蒋介石在草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做了严密封锁的部署之后，遂又在各个军事要塞处部署了重兵，妄图一举把红军围歼在草地之中。为此，他在此前后命令在川西北叠溪召开会议，制定“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所谓“困死政策”：“除交换各路军的封锁情况、交流作战经验、优待红军投降官兵，规定藏民区坚壁清野之外，还规定两项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红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及供乌拉者以‘通敌罪’论处。”在蒋命石看来，红军必定困死在草地之中。
但是，任何军事家都明白：制定作战计划到具体实施这一作战计划，还有相当一段调兵遣将的空隙。对此，毛泽东了如指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张国焘能够在这一空隙之间率部赶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集中向东北方向出击，是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因此，他在包座战役之后，遂又把重心移到张国焘的行动上来。但是，张国焘所率左路军仍然不见动静，令人焦虑不安。为此，毛泽东又把徐向前、陈昌浩找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他们一道想了很多办法，都主张立即给张国焘发电报，催促左路军迅速向班佑靠拢。徐向前想了想，又补充说道：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好！”毛泽东听后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接着，命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并于当天——九月一日，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人的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发出《促左路军北上电》。该电文在讲了“目前情况有利于向前发展”的态势之后，又着重指出：
……
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
也就是在这前后，毛泽东又接到报告：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红三军团）到达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时毛泽东等中央机关住在阿西。两地相距虽说不过十来里路，但毛泽东实在是太忙了，只好派蔡畅同志前去代为看望。
周恩来住在巴西一座典型的藏式两层楼的楼上。他虽然战胜了病魔，被陈赓、杨立三等同志抬出了草地，但他依然发着烧，继续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使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小超”在走出草地的最后一天又掉了队，到现在还没有归队。因此，他躺在木板床上，不时地抬起头，冲着门口张望，希望他企盼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面前；偶尔户外传来声音，他也用心地侧耳听辨，希望是他熟悉的脚步声或说话声。但是，这一切都使他失望了！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他几尽本能地扬起头，下意识地说道：
“陈赓，我怎么听见小超的声音啦？”
陈赓听后惊喜地站起身来，遂又屏气听了听，微微地摇了摇头。他转身看了看依然在翘首望着门口的周恩来，玩笑地说：
“这是邓大姐传给你的心声，我不可能听见啊！”
周恩来失望地叹了口气，遂又不情愿地躺在床上。他望着陈赓的身影渐渐又想起了陈赓和他十多年来的战斗情谊，感慨地说道：
“当年，我和你陈赓参加东征的时候，你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就要当俘虏的蒋介石从战场上背下来；而今，你和同志们又在长征路上救了我。”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自然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那时，蒋介石在战场上遇难，作为他陈赓这个学生自应救校长。而后，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陈赓，他为了借此宣扬所谓师生之谊，进而分化在共产党中的黄埔弟子，没有杀陈赓。后来，陈赓逃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樊笼，又回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并参加了长征。出陈赓所料的是，张国焘却借此从政治上排挤他，还暗自差遣他手下的人逮捕他。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这段话后，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生起，十分感慨地说道：
“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后来竟然如此反动，我就不会从战场上把他背下来了。”
“陈赓！陈赓在不在？”
这座藏式小楼的下边传来了呼叫声。陈赓仔细听了听，大声应了一句“在！”然后又冲着周恩来做了个鬼脸，说道：
“蔡畅大姐叫门了，说明邓大姐也就到了。”
陈赓猜对了，掉队的邓颖超终于走出了草地，赶到了巴西。她看见了房子，看见了藏族居民，也看见了走出草地的红军指战员，她真是高兴极了！当她支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子，走到这座藏式小楼的下边时，竟一下子就倒在了满地的牲口粪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在粪地上躺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这时，蔡畅赶到了，她见到邓颖超那副惨然的模样，禁不住哭了。事后蔡畅回忆起这件事说道：
“因为见她只有三分像活人，以为她活不成了。”
陈赓赶到楼下，与蔡畅一道把邓颖超扶上了楼。周恩来一见，惊得欠起上身，问道：
“小超这是怎么了？！”
“她昏倒在楼下了！”蔡畅答说。
周恩来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小超！”双手扶住床板就要冲下床来。
蔡畅手疾眼快，边说“不要激动！”边用双手把周恩来按在了床上，转身对陈赓命令道：
“快把小超同志扶到那张床上去！”
陈赓把仍未完全清醒的邓颖超扶到自己的床上，心疼地说道：
“把小超大姐折腾成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走出草地的！”
稍顷，邓颖超终于睁开了双眼，一下就看见了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的周恩来。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小超！”“恩来！”陈赓一见这动情的场面，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蔡畅大姐，原来是爱情的力量啊！”
“又在开玩笑。”蔡畅顺手拍了陈赓一巴掌，“打铁要看火候，还不快跟着大姐出去！”
“得令！”陈赓边说边行军礼。
“慢！”周恩来严肃地叫住了陈赓和蔡畅，“蔡畅同志，左路军走出草地了吗？”
蔡畅微微地摇了摇头。
“有消息吗？”周恩来担心地问道。
“听富春说，前两天他们发来了电报，说准备向右路军靠拢。”
“主席他们好吗？”
“很好，我这次来看你和邓大姐，就是主席让我来的。”
“主席他们在做些什么？”
“准备明天在巴西召开中央会议。”
“陈赓，”周恩来几乎是命令地说道，“快把我抬到主席那儿去！”
“不行，”蔡畅忙阻止，“主席让我转告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任务就是尽快养好身体！”
“我投主席一票！”陈赓忙表态支持。
但是，周恩来却十分沉重地叹了口气。
红一方面军自从撤离中央苏区突围以来，已经走了十个多月近一万八千多里的路程，终于粉碎了蒋介石部署的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跨越了许多难以逾越的天险，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世人宣告：红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中外军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篇章。但是，“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给养困难，生活极端的艰难困苦，当时部队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组织纪律有些松懈，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部分地生长，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悲观失望的情绪”。时下，红军战胜了荒无人烟的草地，接着就要北出甘南，进入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革命要求，党中央决定于九月二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巴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会上主要听取毛泽东做关于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指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接着，彭德怀、杨尚昆、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刘少奇、邓发等相继发了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且就具体的做法谈了各自的意见。其中，张闻天还着重指出：党支部的整理应特别注意，部队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虽然一个时期或许能打胜仗，但却不能持久；纪律的执行，应该抓紧并坚持不懈；政治局的同志需要亲自深入连队。
总之，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为了等候左路军，右路军部队在班佑、巴西地区休整。
虽说毛泽东在巴西做出整军的决定，但是他的心依然是在关注左路军的行踪。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的无端干扰，实现两河口会议决议提出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被整整耽误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红军指战员非战斗减员——死于雪山、草地，以及缺粮饿死，不适应雪域高原等死去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增多。如果红军在班佑、巴西这样的地方长期滞留不前，就等于宣告红军不战自毙。所以，他时时都在等着张国焘发来电报，告之左路军已经到达什么地方。但是，就在他于九月一日为促左路军北上，与徐向前、陈昌浩联署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之后，他于九月二日又等了整整一天，仍然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回电，自然对左路军的行踪也不知晓，所以他焦虑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通过各种渠道业已获悉：正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收到胡宗南报告“驻守上下包座的伍诚仁师封锁线被红军突破的消息。蒋介石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另令胡宗南回甘肃，又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及天水、武都地区利用已构筑之工事布置堵截”。其目的是，继续实施于八月三十一日制定的《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作战部署。因此，毛泽东就更为收不到张国焘的回电而焦虑不安了！
九月三日，机要员终于送来了张国焘发来的电文。毛泽东当即就拆阅了这封电报。电文如下：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毛泽东读罢张国焘这封借口河不能过，反对北进计划的电文之后，真是生气之极！他立即拿着这份电文找到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共同议商办法。大家读完张国焘发来的这份电报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张国焘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十四
张国焘于九月三日停止北上的真实目的，还是坚持他南下的错误方针。
诚如前文所述，张国焘反对徐向前合兵一处北上的主张，力主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本身就是一大政治阴谋：其一把红一方面军的四个军团一分为二，在他看来，等于削弱了中央赖以依靠的力量。与此同时，他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三十军与四军分到右路军，并交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统率，这其中有没有挟持的预谋？史无论及。但从他后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行为看，那是确证无疑的。其二他亲自率领的左路军在阿坝，位居草地的西南角，与西康、青海毗邻，再与他主张的“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并“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的构想相联系，可以看出他不仅坚持自己的南下路线，而且还把阿坝已经内定为未来的“苏区一部”。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在沙窝会议上公开批评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之后，使张的内心更加反对北出甘南的路线。在他看来，一旦在川陕甘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就证明他放弃川陕根据地是错误的；到那时，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这个少数派是吃不消的。但是，当他后来接到徐向前催他向右路军靠拢的电报之时，他是很矛盾的，在被迫同意移师的同时，他在寻找拒绝北上的理由。恰在这时，他又找到了“葛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的借口，遂于九月三日给中央发了那份反对北进的电文。事后，他为了掩盖其不可告人的阴谋，对这一决定做了如下的辩解：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褪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原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是怎样看待他这一决定的呢？请看徐向前的回忆与评述：
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九月三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时在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参谋长是坚决赞同北上的。当他们获悉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而下令南返之后，都十分着急。其中朱总司令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情况，亲自赶到河边，并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事后，潘开文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葛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趟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
接着，朱总司令与张国焘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执。时任参谋的陈明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争吵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为此，张国焘于九月五日以个人名义下令：“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他为了让中央知道他决计南下的态度，同时也发电给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徐向前与陈昌浩将上述电文报告了中央。
党中央在收到张国焘发自九月三日的电文之后，几乎是天天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虽然感到愤慨，但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两个多月以来的实践，已完全证明张国焘的立场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他放弃南下主张，那他就真的不是张国焘了。在此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想的和做的主要是两件大事：其一是坚持尽快脱离险境，北出甘南。为此，他命令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为先头部队，立即向俄界地区探路前进。其二，他寄希望于徐向前与陈昌浩，通过工作坚定他们二人北上的立场，进而影响张国焘与左路军。退一步说，张国焘执意率左路军南下，他也希望通过徐向前与陈昌浩，把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免受南下不必要的牺牲。为此，他在竭尽全力向陈昌浩阐述北上是唯一正确路线的同时，还在具体问题上做了一些策略性的让步。例如：
在这期间，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准备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陈昌浩、凯丰、杨尚昆。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从团结出发，还是对陈昌浩让步，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
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为了团结陈昌浩，表示赞同张闻天这样做。
对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当然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为了寄希望于徐向前、陈昌浩，他们还是多次与徐、陈讨论。“在策略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仍然力图通过和缓的商讨，他们表态都既不失原则又婉转而留有余地，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话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同张国焘针锋相对的对策，让徐向前、陈昌浩去直言诤谏，这样便于张国焘转圜。”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在九月八日致张国焘的电文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另外，毛泽东与张闻天如此煞费苦心，除去对张国焘做到仁至义尽而外，恐怕主要还是意在徐向前和陈昌浩。
与此同时，由于陈昌浩在沙窝会议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而且他在四方面军的影响及地位，即使改变不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他也可以把编在右路军中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所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天天和他谈话，改变他业已动摇并倾向张国焘的思想。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陈昌浩终于被中央暂时说服，于九月八日九时，以他与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文：
（一）林（彪）、聂（荣臻）电：一师昨已到韦藏寺、狼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蛮子稍有截击，狼牙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求吉寺二十里，到狼牙寺二百五十里，狼牙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两天。
（二）求吉寺、脚杖寺仍续围中，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
（三）胡（宗南）不开岷（州），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四）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之一军用图已全有，青、宁五十万分之一图只有一部分。
（五）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向、浩
实事求是地说，由陈昌浩起草的这份电文是正确的，说明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的帮助下，这时的立场是站在中央一边的。但是，当他收到张国焘于当天——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给他和徐向前的这份电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他的立场当即开始动摇，遂拿着这封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寻求一致的行动步骤。
徐向前看到张国焘的来电——命令他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同时，他还认为“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所以，他对陈昌浩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可能事感突然，也可能是他一时拿不出两全之策，故同意徐向前的建议，“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去了。
中央诸同志见到这份目无中央，措辞极为强硬的命令式的电文都非常愤慨！唯毛泽东一人表现异常镇静，他认为事关重大，中央必须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同一的步骤。经过他与张闻天等洽商，立即起草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文。鉴于周恩来当时病重，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由于徐向前是前敌总指挥，自然也通知他到会。
据徐向前回忆：他赶到周恩来的住处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
会上，“陈昌浩表示再走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等敌人，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
徐向前回忆说：“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表态。”
接着，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中央以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绝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 �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也就是在这前后，彭德怀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觉察”。为此，他一走出草地，“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用他的话说：“其实我只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在这之后，他每天都去前总。同时，他还“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与此同时，他“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诚如前文所述，张国焘出任总政委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密码本，切断了中央与各军团之间的联络。彭德怀认为时下是非常时期，必须保持与一军团的联系，共同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他与政委李富春经过慎重研究，为防不测，“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由此可见，他对党、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国焘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南下的消息，很快在总部直属单位传播开来。因此，空气分外紧张。其中，原干部团——时下为红军学校特科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就亲自找过一方面军代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并说过这样的话：
“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毛泽东与病中的周恩来等负责同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迎来了九月九日。天刚刚放亮，毛泽东就与张闻天等协商，如何应付这突发的事件。这时，毛泽东虽然知道陈昌浩对坚持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开始动摇，但他依然寄望于陈昌浩与徐向前，希望通过他们二人把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
但是，恰在这空当。徐向前与陈昌浩就收到了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方针的电文：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进，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收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之后，他当即“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们两人经过研究，由陈昌浩向中央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未完待续）